（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周慧）

[摘 要] 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是世纪之交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变化。本文试从澳大利亚的思维角度，阐述均衡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政策演变、变化的原因及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外交理念的基础上，试对新世纪里澳大利亚均衡外交走向作一解读。
[关键词] 霍华德；均衡外交；外交走向

2004年10月9日，65岁的约翰·霍华的第四次蝉联执政成为澳洲政坛上自罗伯特·孟席斯之后第二位任期最长的总理。早在1996年霍华德政府就提出了21世纪的对外战略，即“在全面融入东亚地区的同时，保持和发展与东亚地区之外重要国家的关系”。[1] 澳大利亚希望通过新政府实行 “均衡”外交,确保澳大利亚在未来亚太地区及全球国际关系磨合中,作为有 “合作、安全、经济竞争能力的一员”，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在其将近十年的总理生涯中，他和他领导的联合党政府，在不同的国际性形势下、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实施和完善这一外交政策。

一、 均衡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

所谓均衡外交，简言之，就是在全面发展与东亚地区关系的同时，保持和发展与东亚地区之外重要国家的关系。具体来说，由以下四方面组成：
1．以亚洲为中心，尤其以东盟为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外长唐纳阐述了联合党外交政策的基调：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是澳政府外交的首要选择。霍华德上台伊始就邀请马来西亚总理马哈尔蒂访澳，并派外长出访印尼、新加坡、泰国等国，政府宣称澳大利亚将对东盟实行特殊“全面外交”，“加强与东南亚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2]唐纳外长谈到了澳大利亚未来发展与与亚洲关系的三个战略：一是以APEC和东盟为依托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而是通过东盟区域论坛以及敦促美国继续参加地区性事务来推动未来区域安全合作；三是重视双边关系。[3]
2．以APEC、ARF、WTO等地区或全球多边机制为依托，利用其连接两大洋两大洲的特殊地理位置，发挥其联系东亚和南亚、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澳新自由贸易的桥梁作用；利用其是欧美地区之外的西方国家和具有发展中国家特征的发达国家的特点，以期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据此实现其“立足亚太，放眼全球”这一全面和均衡的外交战略。，
3．关注东北亚。东北亚地区对澳大利亚的繁荣与安全至关重要：东北亚的成员几乎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这一地区经济增长迅速，具有澳大利亚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商品等经济发展要素；东北亚地区存在的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台湾问题，澳认为这些都是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在联合政府1997年公布的题为《国家利益所在》的第一份外交贸易白皮书中，将澳与美、日、中、印尼 四国关系列为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对东北亚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它还认为，美中关系、日中关系的演变会影响澳在亚太地区的基本利益。因此，澳希望通过各种制约关系来达到地区的力量均衡。
4．加强与欧美的传统联系。澳与欧美有相同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霍华德政府将亚洲作为其外交中心的同时，摒弃了要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提法，强调保持和发展与欧美的经济、安全等重要关系。澳大利亚现政府重视与欧盟关系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欧盟，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战略上对澳大利亚的战略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澳大利亚政府在几个方面保持和发展与欧盟的关系：历史和文化的联系；与北约组织建立密切的军事联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以取信欧盟；澳大利亚长在整合过去与欧盟各国打交道时的分散的外交资源，努力构建一个积极有效地对欧盟的新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关系一直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奠基石，美国不仅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经济伙伴，而且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霍华德政府积极支持美国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鼓励美国在亚太驻军，欢迎美国在澳大利亚进行军事“前沿部署”，促进双边的军事交流和训练。2003年新白皮书改变以往的白皮书将美国、日本、中国、印尼关系列为同等重要的做法，取而代之以美澳关系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中唯一最重要的，而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则是“相当重视、优先考虑”。

二、 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新变化

与前工党政府相比，澳大利亚联合政府主张“全方位”的均衡外交政策，突出与欧美一致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盟友关系。其外交政策显示出以下变化：
1．对亚洲从“面向、融入”转向“全面接触”。
在澳与东亚关系的定位上，澳新政府与工党政府差异较为明显。虽然在自由党1996年的竞选文件中，有“进一步融入亚洲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占有最为优先的地位”的表示，但联盟党在竞选时批评工党政府“融入亚洲”的外交政策是“以亚洲为唯一”的政策。新政府上台后，特别强调澳全面转向东亚并不意味着背向西方，提出要实行“均衡外交”，尽管霍华德一再表示，澳新政府不会摒弃“面向亚洲”的政策，他本人还在上任后不久出访了印尼和日本，想以行动证明亚洲仍被置于澳对外政策的有限日程上[4]，但事实上联盟党的亚洲政策同工党政府的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澳与东亚之间关系的定位上。澳前政府强调它与东亚之间一致性和亲近性，认为澳不仅在地理上是“东亚半球”的一员，而且在经济关系上也是如此，并且提出“全面融入东亚”的政策；现政府则表示澳包括美、加在内的“亚太地区”的一员，主张对亚洲奉行“全面接触”政策，虽然在澳政府的外交文件中仍能找到“融入东亚”的字眼，但霍华德本人在讲话中则尽量避免提到“融入亚洲”“与亚洲一体化”等字眼。这种的变化可以说意味着澳从积极争取或者说将自己视为“东亚半球的一员”，尽量从各个层面与亚洲接近，转为对东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是对东亚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2．强调自身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
联合政府上台后，强调它与东亚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为明确的将澳亚关系定位在经济层面上。霍华德说：“澳不是亚洲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即使是提出“融入亚洲”口号的前总理基廷也这样说：“澳大利亚不是也从来不会成为‘亚洲的民族’----或者希望成为----欧洲北美或非洲的民族。我们只能使澳大利亚人，我们只能作为澳大利亚人和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打交道。”[5]在澳英关系上，也并不急于割断传统联系而实行共和制。这一点从其就职誓词总可以看出。以往澳历届总理就职誓词的第一句话是：“竭诚尽忠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和他的法定继承人”。1993年，基廷再次当选为总理后，将之改为“竭诚尽忠服务于澳大利亚联邦”。而霍华德在其就职仪式上又将是次改为“竭诚尽忠的服务于澳大利亚人民，并忠诚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
在2003年的外交贸易白皮书中，明确将国家身份确立为“位于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并将宣扬和推行西方价值观工作放在第一章，强调追求国家利益离不开澳大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宣称“这些价值观构成了国家的精神”，“也是我们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的指导方针”。[6]
3．强调安全防务，提升美澳军事同盟的地位。
霍华德政府上台后，把加强美澳政治军事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强调美澳关系在工党执政期间由于侧重亚洲而蒙受损失。1996年7月，双方举行一系列年度防务会谈，签署军事协议并发表了“悉尼宣言”。1997年3月，澳美在昆士兰的肖尔沃特湾举行自二战以来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同年，美国波音公司宣布澳大利亚成为波音在这一地区的基地，与日本一起构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南北两只锚。澳扩大了美在澳的情报基地，1998年，双方将以签署的《松峡条约》的有效期延长十年。
4．重视双边关系的加强。
这是联合政府区别于工党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1996年3月霍华德利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尔蒂访问新西兰的机会，修复了澳马双边关系，在“实用的双边主义”法则下谋求加强同该地区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人们通常把各国间强大的、互信的联系看成是给地区稳定及富有成效的多边行动提供的一种支持。[7]澳大利亚政府特别强调，他将通过重点加强与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及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来促进与亚洲的融合。并以APEC为其“核心特色”来与亚洲交往，通过APEC和ARF积极发展与亚太各国的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关系。

5．外交行动渐显独立性。
20世纪9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推行尊重邻国、平等对话的“澳式外交”。在对亚洲的态度上，特别是对美国动辄采用贸易制裁中国的做法保持了距离。 1997年，澳大利亚在联合国拒绝关于中国违反人权的动议，一反既往追随美国的做法，提出人权对话。1998年11月，澳总理霍华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推行“澳式外交”，淡化美国的强硬调子。霍指出，要维持1800万人口国家的影响力，最好的办法是，既要把握自身的民主价值观，又要理解别国的不同做法，而不要教训别国。
对于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为保护环境而签署的《京都协议书》。美国此举使它无视他国利益。奉行单边主义的自私表现。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的这一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一意孤行的做法提出批评，环境部长希尔直言不讳地说，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不准备承担责任，而让小经济体去承担国际层面的法律责任，这是“荒谬的”。[8]
东帝汶维和行动可以说是其独立外交的壮举。这是澳历时上第一次率领原先只有超级大国或强国才能领导的多国部队。显示了世纪之交澳外交的抱负，在地区舞台上塑造了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影响的、负责任的国家的形象。

三、 推行均衡外交政策的动因

“外交政策不能简单得像艺术家填画布一样，由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来。”[9]外交政策的产生是受到国家的经历以及当时各种环境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显示出均衡全面、务实灵活的特点，是因为：
一方面， 对于经济贸易上密切合作、安全保障方面逐步配合、文化心理上保持距离的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来说，原因在于：
1． 现实利益高于意识形态，经济因素是影响澳对亚洲政策的最主要因素。
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迅速增长为澳大利亚与该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近年来，东亚经济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左右，高于世界其他地区1倍多。目前，澳最大的十个出口市场有七个在东亚，它最大的十个进口地有5个在东亚，它最大的十个旅游来源国有六个在东亚。可以说促使澳在经济上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亚洲的推动力是亚洲经济的繁荣。
由于现代传媒、电讯和交通方面的急剧变化,亚洲各国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个建立在优势互补、共存共荣基础上的开放的亚洲正在形成。各国间互设公司,使得雇用劳动力成为国际性的。与工作移民相伴的是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分享着来自其它亚洲国家的食品、电视节目、电影和现代音乐,学习其它亚洲国家的语言。特别是中文和日本语在亚洲到处都已列入外语教学大纲之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富潜力和目前发展最快的市场,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朝气的、具有美好未来的亚洲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形象。[10]澳大利亚虽为发达国家,但长期缺少竞争,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滞后,在与面临产业升级和需要高附加值产品的亚洲国家合作方面,已无任何优势可言。而在这一地区,美、日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亚洲市场已显垄断本色。因此,澳大利亚必须尽快调整产品结构,发展高、精、尖技术产业,使其产品多样化,谋求更多的贸易伙伴,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亚洲市场的需要,否则,澳洲在科技和经济交流方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亚洲毫无吸引力。
所有这些，使得澳不能不正视东亚的经济发展，不得不重新审视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市场潜力和贸易前景。不管是从其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为解决当前国内的经济难题，澳都需要与东亚国家全面接触、密切交往。
2．安全因素。受地缘因素的影响，澳调整对外政策并非仅仅着眼于经济，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联合新的政治伙伴也是澳大利亚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澳的安全问题一直依靠英美，而冷战的结束打破了这一安全格局，美国在东亚的驻军问题受到严重挑战，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先是美不得不从菲律宾基地撤出驻军，后又因国内政治经济压力不得不消减在东亚的驻军。而同时，位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力相适应，亚洲各国和地区都在加紧建立独自的安保体制。澳此时发现自己不仅没有享受到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利益，而且邻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却都在加强。因此，澳开始把安全保障的立足点转向亚洲。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澳的防务政策的转变不是意味着放弃美澳军事同盟，而只是在美的影响力削弱的情况下开始认识到独立防务政策的重要性，需要加强地区性的安全合作、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以有助于其防务工作。为此，澳与东南亚诸国共同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实施一系列军事合作项目，包括：海上监视与巡逻训练、空中防御演习、和地面武装力量作战行动，军事人员互访和情报交流，共同研究和开发军事装备，在国防工业建立合资企业。体现了澳外交政策的理性化、务实性，也展现了其独立性的一面。
3．国家定位的困惑，即历史原因造成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澳大利亚在历史和地理的矛盾中寻求归属感的问题。
关于澳大利亚的身份问题，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迈克尔·麦金利教授认为：“澳大利亚仍在其国家身份问题上纠缠不清；澳大利亚对自身的定位有很多想法，但是大部分都不合适。这个国家的民族多样性越来越明显，但并没有呈现出文化上的多样性。”[11]关于澳大利亚定位问题10多年前,时任总理的基廷宣布: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融入”亚洲。多年来被忽略的地缘关系在澳大利亚人的脑海里逐渐苏醒,其国家身份的定位也正从西方白人国家尝试向亚洲国家转变。亨廷顿曾经说过:“把澳大利亚重新确定为亚洲国家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塑造民族命运的过程中,经济压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动力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12] 这种转变尚未完成,文化和价值观仍是澳融入亚洲的根本障碍之一。
尽管世界杯足球赛的分区把澳大利亚与亚洲分在一起,这也只是为了赛制上的方便。霍华德在大选获胜后表示 “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将使进入亚洲的努力继续下去,但不损害同欧洲或美国的关系”,“澳大利亚应把自己视为亚洲同世界其它部分的桥梁。”与基廷政府有所不同,新一届政府明确表示“入亚”是不明智的,澳大利亚与欧美的共同点更多。总理霍华德和外长唐纳均强调,虽然与亚洲加强交住是新政府的外交重点,但这个重点不会以牺牲澳与欧美的传统关系为代价。霍华德指出,澳大利亚的作用就在于,她是唯一一个能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之间发挥“联系作用”的国家。2003年《白皮书》开卷就明确定义澳大利亚是位与亚太地区的西方国家，与北美洲和欧洲有密切的关系与整个亚洲有积极接触的历史。
正是这种文化价值观观和历史传统的差异，是澳大利亚成了一个有着西方传统但尚未完全定位的国家。而寻求这种定位正是影响澳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以及要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重要因素。
而国际关系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更紧密 ”一些并不意味着与亚洲的关系就“更疏远”一些。[13]在这方面，霍华德总理有句名言：“我们不必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地理位置之间做出选择”。澳大利亚不必急于在东方与西方、历史与地理之间做出抉择，当务之急是应立足于本国的利益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制定外交外贸政策，致力于国内经济改革、地区贸易自由化以及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以一种人道的原则性的方式迎接挑战，以期成为一个充满协作精神、经济上具有竞争、安全上与本地区融合的国度。澳应当把自身定位于把亚太地区建成一个更加繁荣安全的地区做出重大贡献的位置。
另一方面，对于“澳美一家亲”全方位合作的澳美关系，既有传统的心理惯性，也有新形势下的考虑。
1．美国在澳大利亚经济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对澳出口增幅较快的主要商品是电器、通信产品、飞机、大型的采矿设备等。就是这些商品支撑着澳大利亚逐步发达的经济走向国际化。美国福特公司成为澳洲最大的汽车生产商，并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
2． 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澳清楚地认识仅靠自身实力无法维护本国利益和地区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任何机制能取代美国军事保护对澳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澳极力反对马来西亚提出的将美澳排除在外的“东亚经济圈”，坚持以APEC为基础，建立包括美国、南太平洋国家在内的亚太经济圈。澳认为美是亚太地区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排除美国的亚太合作既不可取也不现实，只有美国参与的亚太多边机制才能有效的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并促使日本发挥政治经济作用、抑制其军队扩张，同时也可以利用美澳殊关系加强澳在亚太合作中的有利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文化的认同和意识形态的一致使澳在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上更容易与美产生共鸣从而坚定地成为美亚太军事战略在太平洋南部的支柱。霍华德执政伊始就计划加强美军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这种姿态不只在于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而且促使美国更加稳固地卷入本地区战略义务。新世纪的澳美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同盟关系已不再囿于一纸条约，而是几十年合作的产物。对双方而言，不仅需要，而且有益。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导向都是要保护和加强本国的基本利益，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发展国内经济、维护国家和地区稳定、提高国际地位等国家根本利益，是澳推行均衡外交的本质原因。可以说，澳大利亚所奉行的外交方针与原则，是西方人为主体的社会同亚太区地理位置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世界多极化、东方崛起的结果。

四、均衡外交政策下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澳大利亚的总体外交战略一个最重要，两大依靠，即澳外交政策的基石是美澳之间半个多世纪的坚固盟友关系；而亚洲作为澳的邻居，双方有着高度一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因而，在外交对象上，澳需要兼而顾之；在交往层面上，是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诸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展开，是其外交活动及有广度又有深度，从而保障其外交成效。然而，在均衡外交指导方针下，是否能做到“左右逢源”、取得预期效果呢？澳当前外交政策下所面临的问题说明澳在具体外交行动中，还需要谨慎对待。
1． 相对落后产业结构，使得澳在东亚市场面临欧美的严峻挑战。
澳大利亚虽属经济发达国家，但其经济结构和特征却仍似发展中国家，农矿业发达、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4以上；其工厂多是资源加工型，且规模不大、技术层次不高。政府对国内市场的长期高度保护又助长了制造业的惰性，他们对采用先进技术的积极性不高，从而影响其制成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进而使得外资倾向于投资矿业而不愿投资制造业，这又进一步限制了产业升级和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限制了澳与东亚国家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澳与东盟盟国家进出口产品较为雷同，互补性不强。因此澳政府必须调整其产业结构，发展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发展。如不改变出口商品结构，产品过分趋同，必将不利于双方贸易的更大发展。同时，澳在东亚市场面临着北美、欧洲的竞争，不是只有澳制定了专门的对亚政策，北美欧洲也很早就制定了新形势下的“亚洲战略”，东盟与欧盟、东盟与北美有着密切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据此，澳应迅速制定灵活优化的对亚经济政策，澳大利亚发展本国经济、实现地区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战略目标就难以实现。
2．澳大利亚与亚洲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
由于地缘上的独特位置，又自认为是西方人权大国，澳认为在人权问题上有理由、有义务在这一地区担当仲裁者的角色。
澳大利亚时常攻击亚洲尤其是其近邻印尼的人权状况，但亚洲人认为澳大利亚自身也存在很多明显的违反人权的不良记录，如土著民族问题。土著人没有自己的家园，他们缺乏教育、没有技能，无法再现代社会立足。他们得不到起码的尊重、连选举权的取得也经过漫长的历程。土著人的艰难处境就使澳大利亚国内处理人权问题的真实写照，是澳大利亚实行种族歧视、种族主义以及白澳政府策的一个缩影。因此，对很多亚洲人来说，只要澳大利亚的土著享受不到基本的人权、自决权或独立权，那么，澳大利亚不该对别国人权说三道四。正如一位印尼外交官所言：“在人权领域，澳大利亚不能告诉们我们做什么，因为他自己在处理国内人权问题上尤为失败。”[14]
澳国内的汉森现象极大的伤害了亚洲人民的感情，也导致了亚洲国家对澳政府的批评。亚洲各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并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他们强烈反对西方的人权标准，主张人权问题必须区别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要考略到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所以，澳大利亚应该以成熟坦率的方式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借助各种双边或多边机制加强澳亚在人权方面的沟通与了解，而不应让它成为澳亚关系的障碍。
3．如何处理反恐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问题。
（1）围绕巴厘岛爆炸案的合作与争吵。
维护国家安全是霍华德第四任期工作重点之一。“9·11”事件后澳积极参加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使澳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而周边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又加重了澳的不安全感。严峻的反恐形势使澳意识到反恐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与印尼关系的重要性。巴厘岛事件使霍华德政府加快了与周边国家的反恐合作，澳大利亚分别与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签订反恐协议，在反恐方面与东南亚国家迈出了合作性的一步。但同时印尼、马来西亚等过多澳大利亚的“安全警告”和查抄穆斯林家庭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2）围绕霍华德政府“先发制人”言论的争论。
澳政府多次发表“先发制人”的言论，得到美国日本的全力支持，表示愿做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副手，引起东南亚国家的反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尔蒂曾于2002年12月3日发表讲话，指责霍华德的言论纯属傲慢之举，十分“不和时宜”。 印尼军方认为澳大利亚的先发制人是“一种侵略行为”。去年澳外长提出与印尼签订新安全条约，遭到印尼议会的反对，因为霍华德政府于布什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而美国的政策是反对穆斯林和单边主义。苏西诺的高级顾问则指出与澳签订安全条约及有悖于印尼独立的外交政策，也会将印尼的国防变为澳大利亚的附属，间接成为美国安全条约中的一部分。[15]由此可看出，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存在深深的不信任感，如何既能追随美国反恐，又能减少甚至消除这种不信任是霍华德政府的难解之题。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澳与东盟国家在反恐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如何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上的分歧将进一步凸现。
4．东帝汶维和行动掀起澳印关系新危机。
澳大利亚在1999年的东帝汶问题上对印尼的态度放生了极大的转变，对印尼由支持转为反对，采取积极干预政策。澳领导多国部队，严重影响了澳印关系。印尼单方面废除了1995年与工党政府签订的“保卫安全条约”，印尼青年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并且焚烧美澳国旗。澳印关系又一次受到东帝汶问题的困扰，直到2002年签订反恐谅解备忘录，才有所恢复。澳印关系是澳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也是极为复杂棘手的双边关系之一。澳印关系在澳的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在人权等许多方面存在分歧，故而，除了以高度重视这一双边关系为出发点，还要讲求处理问题的方法策略。
5．在经济和安全之间如何处理好澳中、澳美关系。即如何减弱美国因素对澳中关系的制约、消除澳对华外交的两面性的问题。
霍华德执政期间，中澳贸易翻了三番，中国成为亚洲国家中在澳投资最多的国家。中澳两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展了合作，尤其在能源领域，澳认为中国已成为澳洲的新日本。可以说中澳贸易快速增长是澳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2003年10月，胡锦涛主席应霍华德总理的邀请访澳，并作了题为“携手共创中澳全面合作关系的美好未来”的历史性演说，为新世纪中澳关系发展构筑了美好蓝图和长远框架，在澳各界引起积极反响，将中澳关系推向新的高潮。2004年8月澳唐纳外长访华期间，再回答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澳大利亚是否会根据《澳新美条约》协助美国的提问时，表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不要期望澳会自动支援美国。[16]同时，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2004年7月，澳美正式签署导弹防御体系谅解备忘录，表明澳大利亚已正式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在未来25年里两国将密切合作，重点加强导弹防御领域的共同开发和研究。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已于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澳美将取消两国间99%进出口的关税。澳大利亚不仅加强了与美国军事盟友的关系，在经济、政治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也将越来越大。此种情况下，视中国为“非敌非友”和潜在对手的美国，是否能容忍澳大利亚扮演帮助中国经济腾飞的角色，是霍华德政府面对的问题。
对澳大利亚而言，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两大关系代表着影响澳大利亚的最主要的经济和安全因素，所以如果此二者存在冲突，决不是舍此取彼的简单选择，只能发挥澳的桥梁作用，担当中美、亚美关系的协调人，在两大因素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能改善中美关系，又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扩大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此外，但就中澳双边关系而言，还面临着人权、西藏、台湾等问题。这首先牵扯到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中国”立场是否坚定，尽管澳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霍华德执政之初率先支持美国航空母舰诗如台湾海峡，派官员访问台湾，允许达赖访澳并亲自接见，一个国家在台湾和西藏两个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还十分少见。近年来，澳台关系在“非官方”方式的掩护下不断升级，以至于有学者称澳大利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形式上的一个中国政策，实质上的两个中国政策”。[17]如何排放澳台关系与澳中关系的位置，也应成为澳外交政策的重点考虑的问题。澳中双方应该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异,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同,以战略眼光去处理两国关系,中澳关系必然会出现全面合作、共存双赢的新局面,实现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结 语

澳大利亚的总体外交战略是建立在全面务实基础上的均衡外交，均衡性体现了其在制定具体外交政策时，是对欧美和亚洲兼而顾之，是对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的双重认同，是对经贸发展和政治安全的全面理解。均衡外交不是在对外关系中搞平均主义，而是一种灵活的外交态度，是一种积极的外交理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当然，在实施的过程中他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也会遇到诸多具体的难题。
综观澳大利亚当前的外交实践，其政策取向受两大因素牵扯：一是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融合，以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声音；一是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当前澳大利亚的政策选择是：在美澳同盟基础上，与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全方位的关系。澳大利亚强调与美英的传统关系和强化美澳军事同盟，2003年12月澳大利亚宣布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即为明证，澳由此也从美国那里得到“无与伦比的情报资源、先进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与此同时 ，霍华德本人又想在对亚洲外交上有所作为。2005年1月，他在访问印尼和新加坡时称，澳大利亚今后几年的“主要关注点”将在亚洲。从历史上和战略上强调澳与欧美的密切关系，但他认为地理和历史密不可分，不能认为历史因素比地理因素更重要；澳将与亚洲国家结成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并将其提升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高度。看来，在澳大利亚的总体外交议程中，美国和东亚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利益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澳大利亚割舍不掉亚洲的主要原因。
　　澳大利亚人正慢慢认可这样的蓝图：在活跃的亚太地区，树立一个地位独特、多元祥和、物质富足的大国形象。同时，“它的眼光并不局限于亚太地区，它在寻求解决全球经济、社会和战略问题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8]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的立足点，也是其施政目标。澳大利亚应在政治上、经济上、战略上和文化上保持开放的格局，在调整对外政策中着眼未来，从自身的地理位置、世界经济发展得态势和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充分发挥均衡外交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才能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澳大利亚。

注释：
[1] Insight,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1996年3月25日。
[2]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局：《国别报告：澳大利亚》，1996年第一季度，第3页。
[3]F.A.Mediansky(ed.),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to the new Millennium,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1997,pp.262-263.
[4] 晓江：“依托美欧，面对亚洲”《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2日。
[5] Mark Ryan(ed.),Advancing Australia;The speeches of Paul Keating,Prince Minister,Big Picture Publications Sydney,1995,p.69.转引自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003年版，第226页 。
[6]Australia’s Foreign and Trade Policy White Paper 2003,Canberra:DFAT,
Australia ,2003,pp.vii-viii.
[7] [13]理查德·史密斯：《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当代亚太》，1997.02，第16页，第14页。
[8]“全球环保岂能耽误”，《瞭望》2001年19期，第51页。
[9]Claire Clark（ed.）,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Cassel Australia Limited,1973,p.153.
[10] 戈登·福斯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赵曙明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页。
[11]彼得·卡莫勒：《霍华德殖民心态导致了澳大利亚的身份危机》，《南华早报》，2002年12月8日，转引自《参考资料》，2002年12月16日，第27页。
[1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Ｍ〕,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4] Don Grant and Graham Seal(ed.),Australia in the World----Perception and Possibilities, Black Swan Press,1994,p.129.转引自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15] Andrew Burrell,“Suspicion Leads Indonesians to spurn security pact”,The 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19 Octorber2004,p.6转引自孙晖明：霍华德蝉联之因及未来施政重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1期。
[16] Cathering Amitage,“Dower assures China on Taiwan”,The Australian,August 18 2004 p.1.
[17] Gary lintworhth ,1994,Australia and Taiwan: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 ,Australia,p.291.转引自韩峰、刘樊德：《当代澳大利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
[18] 蓝建学：《环球时报》，2005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