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电报”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记澳籍记者田伯烈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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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07-03-22 　浏览次数： 22

（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石金玲）

[ 摘要 ] 1938 年 1 月 17 日第 227 号“广田电报”经考证为澳籍记者田伯烈所拟，此电报揭露了日军的侵华暴行，因日方阻涉扣检而未发出。但促成田伯烈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此书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于 1938 年 6 月在英国出版，后译成中文，是世界上最早全面揭露日军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书籍。田伯烈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基于一名记者的良知，编著并出版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一书，此书为诸多研究者所广泛运用，成为重要的研究史料。田伯烈在国民党机构中任职，于 1941 年离任回国，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又赴印度尼西亚作技术专家，并“向贫困宣战”，其一生均在积极努力工作之中。 1954 年，田伯烈在英国逝世。

[ 关键词 ] “广田电报” 南京大屠杀田伯烈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后，日军便在南京开始了大屠杀的血腥暴行，几乎与南京大屠杀同步，即有英美记者开始向外界公开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西方各国人士对日军侵华暴行进行了强烈谴责。田伯烈 1928 年始任英国《曼特斯特卫报》的驻华记者，在“广田电报”未能发出、公诸于世之时，他搜集了大量日军侵华的资料，编著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一书。田伯烈是世界上第一个向外界全面、系统、公开地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西方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布日军在南京及宁沪一线屠杀 30 万以上中国平民这一数字的人。 [1] “广田电报”自 1994 年解密以来，及《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因其真实性、公正性、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学者所推崇，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拟对“广田电报”及《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做一深入地分析研究，并结合田伯烈的个人生平及经历思想，对其做一简单评价。

一、 1938年1月17日“广田电报”

1994 年 9 月美国国际档案馆将一批总数达 3000 份以上的日本外交电报文件解密，其英译资料公布后，原南伊利诺大学历史系吴天威教授将其中 6 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文编译成中文介绍给读者，于 1995 年《抗日战争研究》第 2 期公开发表。其中即有一份 1938 年 1 月 17 日第 227 号“广田电报”，此电报的来历，国内外学者初以为为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所拟，后经美国学者杨大庆考证，“广田电报”的真正作者是澳籍记者田伯烈。杨大庆先生在吴天威教授翻译的基础上，又作个别技术处理，译文如下 [2] ：

1938 年 1 月 17 日广田自东京给华盛顿电：

第 227 号来自上海的第 176 号电

特别消息

“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 Attila ）及其匈奴人。不少于 30 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人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对平民的残酷的暴行，在战事早已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这里比较优良的典型日本平民感到深痛的耻辱——日军在各地应受谴责的行为更为日本兵在上海本地疯狂的造成的一系列地方事件而高涨。今天《字林西报》报道了特别令人震惊的案件：一个日本兵寻找女人与酒不得而枪杀 3 名 60 岁以上的中国妇女及射伤其他无辜平民数人。”

(本电文系以译成之英文拍发并在“通讯资料部”（Ｓ．Ｉ．Ｓ）第1257电中所提及。)

　　　　　　　　　　　　　　　　　　　　第 1263号　 1938年2月1日译

经杨大庆先生的考证可以得知：“广田电报”所载“特别消息”是田伯烈所写，电文中的内容，也即田伯烈所见所闻，而非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所写所见所闻。在电报中，田伯烈首次提出，“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这披露了在南京及其他地方遇害同胞的具体数字，这一血腥数字骇人听闻，张季鸾先生在1938年1月31日《大公报》中引用了田伯烈的这一数字：“英记者田伯烈报告，敌军在京沪线杀戮的平民至少30万人。” [3] 不到半年的时间，宁沪两地竟有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惨遭杀戮，这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大屠杀。田伯烈亲自在南京及其他地方调查，又“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可知“不少于30万”是客观、真实地记录，“田伯烈提出的‘不少于30万'这个数字是非常可靠的，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4]

“不少于30万”这一数字统计，是田伯烈在“南京及其他地方”的调查结果，可知主要地点是南京。在报道的不少于30万遇难者中，有2/3以上应属南京地区的死者。 [5] 也就是说，到1938年一月中旬，南京有不少于20万的中国平民惨遭血腥屠杀，这一数字足以证明在整个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有30万以上的中国同胞遇害，这对于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纪念中国遇害同胞具有重要意义。田伯烈将“日军的所作作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称为“阿提拉及其匈奴人”，阿提拉攻入罗马城，即同于日军“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对平民的残酷的暴行”，使得昔日的繁华都城一片黑暗，这是一个西方人非常熟悉的故事，是所谓“东方式残酷”的典型。这一比喻可以让西方人了解到日军的侵华暴行及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罪恶，可以唤起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

日方检查官发现了田伯烈所拟的稿件，电文最后附注，电文内容在Ｓ．Ｉ．Ｓ第1257号电文中有所提及，1257号电文为1938年1月19日第206号自广田发往华盛顿的一份“作为第175号发自上海”的电报，报中称“16日晚，我检查官发现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田伯烈将要拍发在别函（第176号）中的一份稿件。”“在征求主管官员的意见之后，我军方面求该特约记者前来，并在他修改了稿件中不适当之处后，由检查官在17日晨用电话通知他，可以拍发这份稿件。”可是田伯烈“不服从指示”，“有意以此事制造事端”。上海日军当局于是在文件最后称“因为此事可能为路透社和美联社大为渲染，请将此件与上面提到的别函由伦敦拍发给在欧洲的所有使馆，并转往华盛顿、纽约及美国西海岸。” [6] 因此，日外交部最终由广田于1月17日签发了“第227号”的“特别消息”，1月19日签发了第1257号电文。田伯烈所拟、意欲拍发的稿件由于日方的扣检及干涉阻挠，终未能发出公布于世。但是自其解密以来，其实史料价值及研究价值为诸多研究者所重视，田伯烈基于职业记者的严谨、客观态度亦为人所赞。

二、《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作者自序说：“去年（ 1937 年） 12 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掠夺，无所不为。我认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曼彻斯特报道（ Manchester Guardian ）。不料上海日方的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献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稿的真实性，结果我以最可靠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现事态之惨，殊出人意料，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这是我写成本书的原因及其经过。” [7] 作为一名“品格高尚的新闻工作者”， [8] 电稿被扣、未能发出，更坚定了田伯烈通过著书的途径来“公诸世界”的决心，促成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著出版，也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田伯烈运用自己多年在中国所结交的朋友的优势 , 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等机构的日军罪行报告、文件、照片及第三国人士贝德士、费吴生和马吉等事件目击者的私人信函、日记等和《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等有关报道，在搜集到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后，于 1938 年 3 月在上海编著了《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书稿。田伯烈在自序中表示将此书献给“全世界为集体安全的前途与战争恐怖的消除而奋斗的人士。” [9]

田伯烈为出版他的书稿去伦敦，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董显光积极支持田伯烈的出版计划，并正式任命他为国际宣传处伦敦办事处主任，希望他在欧洲及美国深刻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争取国际和平力量及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声援与支持。田伯烈在伦敦积极领导办事处工作，将书稿在英国出版。不久，此书的美国版、印度版相继问世，在欧洲、美国、亚洲流传甚广，影响甚大。

国际宣传处在田伯烈回英国之前派人与之交谈，欲购买该书稿中译本的版权，田伯烈予以副本。国际宣传处 1938 年工作报告中记载田伯烈书稿“系描写由教会及个人方面之种种敌军暴行确证，又以南京陷落后之情景最为残酷。该书稿既为本处设法购得，视若珍本。” [10] 依据田伯烈所给予副本，经人日夜赶译，于 1938 年 6 月译完，又特请时在武汉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先生题写书名并作序；之后委托《扫荡报》承印，书名由《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改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最后由汉口国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杨明。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由田伯烈编著，杨明翻译，汉口国民出版社 1938 年 7 月初版，书序三篇共十三页，目录二页，正文二百九十二页。田伯烈将全书正文分为九章，附录七节。书的核心部分为一到四章，限定南京地区，标题为，第一章：南京的活地狱；第二章：劫掠、屠杀、奸淫；第三章：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行动；第四章：恶魔重重；引用贝德士、费吴生等的书信和日记。第五章：华北之暴行。揭露日军在华北的罪行；第六章：黑暗笼罩下之城市。为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各地的暴行，均引用当地传教士的书信和日记等。第七章：空袭与死亡；第八章：恶魔的阴谋；揭露了日军的空袭及有计划的侵略行为，采用《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等发表的文章。第九章为作者的“结论”。附件共七个，之一之二之三：南京暴行报告；之四：国际委员会之书函文件；之五：攻占各城市之日军部队；之六：南京的“杀人竞赛”；之七：请看日方之报道。此七个附录是最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具有极高价值。田伯烈当时搜集到四百七十件之多，在附录一、二、三中选用了一百二十九件，是由中立外侨记录下来向南京日本当局提出的暴行报告。 [11] 田伯烈在书中有意隐去了材料提供者的名字，“因为许多人目前还在原处从事救济工作，所以我略去了他们的姓名，恐怕一经宣露反而会损害到他们继续工作的条件。” [12] 近年来随着贝德士文献（ Bates Paper ）等相关资料的公布，书中所隐去的材料提供者的名字亦逐步清晰明确，是为贝德士、费吴生和马吉等几位国际友人。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版之时，正值全面抗战一周年，国民政府原计划赶印 10 万册，此计划得以实现并由国际宣传处分送各党政军各机关和各团体，如送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 200 册，分赠各参议员；送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 7 册；军政部军务司 100 册，武汉警备司令部 10 册；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等，特别是送给战地文化服务处 17000 册，该处因要“派员分赴洛阳、郑州、洛川、西安、屯溪、浠水、广济、南昌散发，”要求增发 30000 册等。国际宣传处还将 10000 册交由正中书局代售，向民间展开宣传。 [13]

在抗战一周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文字和所附几十幅揭露日军暴行的照片，激发了中国抗日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慨，呼吁全国军民从悲愤中焕发力量，坚定了与日本侵略者做最坚决的斗争的决心。在国际上，该书使世界人民认清了日本的侵略罪行，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国际同情与声援。郭沫若先生在其序中说到，“《曼彻斯特导报》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 —— 本书的出现备受了全世界热烈的欢迎，也正明白的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14]

1945 年，《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成为审判大屠杀主犯的重要凭证，谷寿夫等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人终遭到应有的惩罚；抗战结束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又成为控诉日军侵华罪行的有力证据之一；因其价值，又为专家学者所推崇引用，早在 1979 年由南京大学高兴祖先生主持编写的研究成果《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就引用了田伯烈的不少资料； 1986 年，马庆平、万高潮等再次翻译该书，取名为“侵华日军暴行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于 1986 年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和 1987 年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中更大量节录或摘引了田伯烈的资料。此外，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卷（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由徐志耕主编的《血祭》（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4 年版）和章开沅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陈辽著《南京大屠杀真相》（香港昆仑制作公司 1995 年版）等书中都有大量取自田伯烈书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均将田伯烈的书作为重要史料来源之一。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国内外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 [15] 近年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著作《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中也对田伯烈的著作予以肯定，并对田伯烈的贡献表示敬意。

田伯烈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深切同情遭受日军暴行的中国人民，基于一名记者的良知及职业道德，又因电稿扣检事件，促成其编著并出版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译者杨明在“译者附言”中写道：“田伯烈站在爱护正义，爱护公理，爱护世界和平，爱护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报道展开在远东大陆上黑暗吞噬光明最疯狂的一幕。” [16] 如今此书之价值已为人所共知，得以充分利用，这对于爱护正义，爱护公理，爱护世界和平，爱护人类文明的国际友人，俨然已是一种告慰。

三、田伯烈个人情况

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及澳大利亚人，几乎都知道中澳关系史上最突出的、曾为中国统治阶级最高顾问的澳大利亚名人莫理循和端纳，近年来研究两者的论著也渐丰盛。但是对于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田伯烈（全名哈罗德·约翰·田伯烈： Harold John Timperley ），“除了他自己的著书，他去世时的讣告及一些零星的资料，几乎对他所知甚少。” [17] 田伯烈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挚友”，“特别是南京历史上最诚挚最受尊敬的国际友人。” [18]

田伯烈，也有译为丁博来的， 1898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英国早期移民的后代，后回英国定居。 1918 年来华，任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 1928 年至 1938 年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及美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记者。田伯烈在中国、远东地区工作、生活了近 20 年，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均在中国度过，也因此结识了诸多中国统治阶级人物及新闻界的朋友和外国传教士，并与埃德加·斯诺、端纳等成为朋友。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田伯烈代表《曼彻斯特卫报》赴西班牙，对西班牙政府、军队和民众团结一致抗御法西斯侵略势力的英勇斗争予以忠实地、真切地、同情的报道，公然反对佛朗哥的罪行，此正义之言行，为广大的读者所赞扬。 [19] 使世界人民尽早认识到了法西斯势力的暴行。

1936 年 5 月，《曼彻斯特导报》又派田伯烈到华驻上海记者，观察中国战局。田伯烈热心公益事业，由北京迁到上海后，更是积极从事慈善事业。 1936 年 5 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经过表决，全票通过接纳田伯烈加入并任中央委员会委员。 [20] 这为田伯烈继续从事救济工作提供了条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田伯烈被推为会员，共谋救济工作；淞沪会战后，田伯烈又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及众多朋友，以记者的身份与法国神父饶家驹等人合作组织了上海南市安全区，收容安置难民。 [21] 田伯烈又参加了抗敌委员会，是这个委员会中的核心人物。后由董显光特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顾问，派驻在上海办事处，任该处驻欧洲办事处主任，田伯烈在工作中联络英美，推动民主团体的反日援华运动。

南京沦陷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善良、正直的田伯烈，基于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基于新闻记者的职责，以所见所闻拟成电稿，这就是被日方所扣检后又被揭露的“广田电报”中的“特别消息”，扣检事件激发了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著成。“广田电报”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是田伯烈所留下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对于他所知甚少的重要凭据，对于了解田伯烈的思想品格亦有重要意义；又关于南京大屠杀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在前面作一重点深入地分析。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田伯烈到重庆述职，在“扶轮社”及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作“欧美局势发展”的形势报告，并受蒋介石的接见。 1941 年再抵重庆，又受到国民党重要人物孙科、白宗禧、陈立夫、吴铁城、吴国祯等人的接见。 [22] 1941 年下半年，田伯烈被调任国际宣传处驻澳大利亚墨尔本办事处主任，后结束他在中国国民党驻外机构中五、六年的使命，回到故里。

田伯烈回到伦敦后，继续积极工作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1945 年 10 月联合国成立后，田伯烈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供职，至 1950 年印度尼西亚加入联合国，田伯烈决定支援印度尼西亚，作为一名技术专家（ technical adviser ）为印度尼西亚工作，在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培训青年做好外交工作；因健康状况一年后他不得不离开印度尼西亚回到伦敦。在伦敦他参加了“向贫困开战” (“War on Want”) 运动，在组织中任秘书与司库，为贫困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 1953 年，田伯烈加入“公谊会”（ Society of Friends ）。 1954 年 11 月 29 日，田伯烈在英国塞克斯郡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 56 岁。英国《泰晤士报》特为田伯烈的死讯发布讣告，简述其一生，告知全世界。

THE TIMES NOVEMBER29, 1954 PAGE11

MR.H.J.TIMPERLEY

Mr. Harold John Timperley ， who was correspondent of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in China from 1928 to 1938. And afterwards acted as an adviser to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died at a hospital in Sussex on Friday.

He was an Australian by birth and spent nearly half his life in the Far East. In 1938 he published What War Means, an account of atrocities commixed by the Japanese against the Chinese. It contained material which the Japanese censors had suppressed in his telegrams to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from 1943 for seven years he serv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on resigning from UNESCO in 1950 he went to Indonesia as a technical expert attaches to the Indonesian Foreign Office, his main tusk being to train young Indonesians for diplomatic posts. Leaving Indonesia for reasons of health in following year he came to London, and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he was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of the “War on Want” campaign, which aims at informing public opinion on the need for technical and monetary old to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For the last two years of his lif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23]

“盖棺论定，田伯烈是澳大利亚的骄傲，是中国黑暗时期尊敬的抗日挚友，也是世界上不发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24]

“我发现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当一种关系趋于错误时，他亲自寻找原因。当他遭受诸多强权机构的不公正待遇时，他拒绝寻求自身公平，而是继续为了事情的真相而战。一次又一次，他为了被践踏的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最后，毫不夸张的说，他是在‘为贫困而战'运动中累垮了自己。” [25]

“广田电报”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是田伯烈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资料，中国人民对这一抗日挚友亦爱戴、崇敬；田伯烈一生均在积极忘我工作，维护正义，致力于公益事业，终怀一颗慈善之心，孜孜不倦。只惜对其所知不多，仅凭“广田电报”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及讣告，免有欠缺之处，欲详知其一生，则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考证。

注释：

[1] 文俊雄，《田伯烈与 <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 》，《民国档案》 2004.1

[2] [ 美 ] 杨大庆，《 1938 年 1 月 17 日“广田电报”考证》，《民国档案》， 1998.3

[3] 《大公报》， 1938 年 1 月 31 日

[4] 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4 页

[5] 孙宅巍，《“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 2000.4

[6] 选自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转引自杨大庆，《 1938 年 1 月 17 日“广田电报”考证》，《民国档案》， 1998.3

[7]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者原序，汉口国民出版社， 1938 年版

[8] 贝士德语，见章开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1938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 页

[9] 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者原序，汉口国民出版社， 1938 年版

[10]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二十七年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国国民党党务系统全宗汇集档案

[11] 郭存孝，《历史的碎片》，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