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高苏娟）

摘要：自1788年建国起，澳大利亚社会历经三次重要转型：英国化阶段、美国化阶段和澳大利亚化阶段。伴随社会的转型，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和外交政策也发生着变化。“英国化阶段”表现为基于种族和血统的民族认同和依附于英国的外交；“美国化阶段”表现了基于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的民族认同和追随美国的半依附外交；“澳大利亚化阶段”表现了基于地缘的民族认同和独立外交的形成以及多元外交的开展。年轻的澳大利亚社会在不断的转型中走向了成熟，其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利用外界发展自身的典范。

关键词：澳大利亚 社会形态 转型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一个占据整个洲大陆的国家、资源丰富、美丽富饶、是个“天然的生物博物馆”、“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所有这些称呼足以令人相信澳大利亚是个“幸运之邦”。但“幸运之邦”原本有个不幸的出身：流犯殖民地。如今，两百年过去了，他不仅摆脱依附英国的民族心理和外交，而且跻身世界中等实力国家之列，从这点来说，“幸运之邦”又是“创造之邦”。

“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有特殊性，不同的条件产生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不同心理的民族”。[1]自1788年建国，以西方人为主体、位于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社会“历经数次变革和转型”，[2]依次表现为“英国化阶段”、“美国化阶段”和“澳大利亚化阶段”。 “英国化阶段”表现了基于种族和血统的民族认同心理和依附于英国的单元外交；“美国化阶段”表现了基于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的民族认同心理和半依附于美国的外交；“澳大利亚化阶段”表现了基于地缘的民族认同心理和独立外交的最终形成以及多元化外交的开展。

澳大利亚社会的三个转变时期

（一）、英国化阶段

这一阶段从1788年英国人到达澳大利亚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澳大利亚文化中深蕴着的民族心态中最主要的历史渊源是始于1788年的英国罪犯流放制度”[3]，1788年元月18日第一舰队到达植物湾，开始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历史，也开始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英国化阶段”。“新南威尔士流犯殖民地的建立是英国本土的海外延伸和监狱容量的扩大”，[4] 澳大利亚人的“英国化”是纯粹的、彻底的，表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外交政策和民族认知的各个方面，“表现在直接照搬英国的制度，澳大利亚化首先从英国化开始。”

澳大利亚的历史首先是从作为殖民地开始，无论是早期的流犯移民还是后来的自由移民其主体大部分是英国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员构成“决定了它与英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脐带”[5]，这个时候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认同主要是基于种族和血统，澳大利亚人的普遍认识就是“澳人即英人”、“英人即澳人”，“决不会因商务之任何变迁或衰退，而竟会变更为民族向心力”。[6]

“今日所谓澳人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国97%以上是英国移民及后裔”[7]，“他们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感情上都同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8]，这种基于种族和血统的民族认同表现在对外政策是完全依附于英国的单元外交。澳大利亚当时没有自己的驻外使节和驻外机构，很少与英国以外的国家联系，“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通过英国人的眼睛看世界”[9]，在外交上澳大利亚人一切以英国马首是瞻，竭尽全力维护自己“母国”的利益，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是对待一战的问题上。澳大利亚本来和一战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了英国，全国动员，鼓吹爱国热情，认为为英国参战就是爱国，让澳大利亚与英国同呼吸、共命运，实现澳与英“一种生活”、“一面旗帜”、“一个君主”。“澳大利亚人将坚决站在祖国一边，协助她和支持她，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个先令。”[10] 即便是1901年以后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澳大利亚也只是成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仍然还是没有独立外交。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澳大利亚民族认同或是对外方针上的纯“英国化”都表现为对英国的依赖和依附，是其国家、民族发展不健全的表现。

（二）、美国化阶段

这一阶段从二战爆发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初惠特拉姆上台执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澳大利亚人民族认知和对外政策重新取向的开端。 “二次大战使澳大利亚充分认识到依附于英国和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不现实性和危险性”[11]，澳大利亚开始挣脱了与英国的传统纽带，投向美国，并和美国在二战中结成同盟。虽然此时澳仍是英联邦的成员，但与英国的联系已经松弛，一切不再以英国为转移，更多的是迎合美国，特别是冷战的爆发，“澳大利亚政府采取追随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其对外关系史进入‘美国中心主义时期’”。[12] 总之，二战的爆发促使澳洲社会转型到“美国化阶段”。

“20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特性的基础发生变化，自19世纪早期以来作为澳内涵的根本部分的种族或民族类型的社会观念被一个新的概念—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所取代。”[13]“与英国的关系因为家族内的许多误解而疙疙瘩瘩。澳大利亚就象长大离开父母的孩子，正在寻找新的与父母认同的模式，寻找与他们共同的业余爱好和感兴趣的主题，以便能保持跟他们的联系。”[14]这个时候在澳洲社会评价是否为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的人的标准从他（她）的种族、血统已经转向他（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美国常被看作是许多欧洲国家的样板，美国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前进得最远”。[15]随着澳大利亚在19世纪两次经济的腾飞（由养羊业和淘金热引发）其国家民族要求独立的意愿越发强烈，美国逐渐走入澳人的视线并成为澳洲人羡慕和效仿的对象，许多澳洲人大声呼吁“在生活方式上澳大利亚更象美国”。基于文化与政治，澳大利亚人此时的民族认同表现在倾向美国化。

战争初期，日本的得势，英国人的自顾不暇、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促使澳大利亚祸中求福，在外交史上开始一个新纪元”。[16]“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维护自身的安全，是她的第一位职责，而不能指望不列颠会在太平洋拥有更显著的作用。”[17]二战爆发后澳大利亚向世界宣布要“毫无愧色的仰望美国”，澳美结成同盟，二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屈从美国，采取不承认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卷入越南战争，并在美苏对峙中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等策略。这一阶段在在重要的外交方针和战略上澳美是一致的。战后虽然澳大利亚开始执行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是，澳大利亚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外交并未开始，澳大利亚只是从依赖并求得英国的庇护转向追随美国。

20世纪30年代以后基于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安全的考虑，澳大利亚从依附英国转向追随美国，但这一阶段对美国的追随美国和以前对英国的完全依赖又有所不同，所以这阶段澳大利亚外交上表现为依附美国的半独立性外交。

（三）澳大利亚化阶段

这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惠特拉姆执政以来表现最明显。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形式和澳洲社会自身的发展，在文化、生活上澳大利亚人不在一味强调与美国一致，而是更多的从自身考虑，“澳大利亚人”的概念更加明确，同时澳大利亚重新审视它与美国的关系，调整澳大利亚对外政策，澳大利亚国家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外交政策开始实施，澳大利亚社会历经两次转型后终于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澳大利亚化阶段”。

“公平对待已经是澳大利亚生活结构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假如外部世界允许的话，它看来是不会消失的了。”[18] 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人注重强调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上的平等以及自身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澳大利亚人”的概念更加明确，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地理概念，“澳大利亚人的定义是凡是合法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不管有没有国籍，只要他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那就是澳大利亚人了”。[19]可见此时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认同注重的不再是殖民地时期的种族和血统，也不是后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是基于国民属性和地缘的认同。

随着美国在与苏联冷战对峙中战略收缩政策的实施，澳大利亚意识到追随美国的不现实性，对外政策上再次调整，“工党政府不仅摒弃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冷战逻辑，而且国防上积极自力更生，使其外交和国防政策摆脱了单纯依附美国的状态，走上了相对独立的、成熟的发展阶段。”[20] 澳大利亚调整并拉远了和美国的关系，宣布从越南撤军，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对关系，先后与中国、越南、朝鲜建交，拉近并积极发展与亚洲的关系，移民政策上废除基于种族和文化认识的“白澳政策”，倡导并积极实施多元化主义，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真正独立的外交新时代。

20世纪70以后是澳大利亚真正意义上独立外交时期，不在单纯依附英国，也不再追随美国，而是与多地区、多国开展各方面友好往来，从独立外交的真正开展超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澳大利亚社会不断转型的促进因素

（一）、澳大利亚国家自身实力的增长。19世纪30-40年代伴随着养羊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经济获得了全方位发展，出现了经济的第一次起飞，“澳大利亚这次经济起飞对它后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从此，它由流犯殖民地社会进入了公民殖民地社会。”[21]伴随着 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淘金热”，澳大利亚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第二次起飞，“这次经济起飞从根本上改变着它的殖民地面貌，更进一步向着独立方向前进。”[22]此后澳大利亚民族意识增强，开展了联邦运动并于1901年建立民族统一国家。之后澳大利亚加强国家军事防务体系建设并建立了澳大利亚历史上同时也是大洋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支海军。所有这些因素改变了澳大利亚社会从经济上、国防上对英国的依赖。经过二战洗礼的澳洲社会战后重建工作顺利进行，并于20世纪50-70年代社会经济大发展，出现历史上的第三次起飞。“正是这一时期内，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可以看出支持澳洲社会从依附英国、追随美国到独立外交、多元外交实施的强大后盾和坚实基础是澳洲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伴随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

（二）、澳大利亚国家自身利益的需求。“澳大利亚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始终与国际市场联系”。[23]早期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经济的起飞源于英国的投资和英国广阔的市场，加上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基于此澳大利亚从经济上和国防上需要英国，依附于英国。二战时英国的自顾不暇使得澳大利亚只得另寻一个“靠山”，当时实力雄厚、又与澳洲社会曾经“同病相怜”的美国自然成为首选。20世纪50-8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出现衰退和危机，“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离本国距离很远，却联系很多的传统欧洲市场预期增长将会很小”，于是“根据自身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的特殊性，急需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和市场”，“亚洲经济的崛起，对以贸易立国的澳大利亚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压力和吸引力，被视为澳大利亚开拓出口市场的‘潜在救星’”。[24]

（三）、澳大利亚国家明智的历史抉择的结果。“澳大利亚是从遵循英国的发展模式开始，由英国的移民殖民地逐步演进而来的新兴民族国家”，[25]“在移植、求助、借鉴和扬弃英国制度、体制中形成自身发展的特色。”[26]从最初的依附、依赖英国，到二战开始后追随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面向亚洲，澳大利亚国家都是处于安全保障的自足点考虑，不能不说是一次次历史的抉择。

澳大利亚社会不断转型中体现的特点

（一）、国家独立自主性的增强和不断成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澳大利亚社会在民族认同上经历了基于种族和血统的认同、基于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到基于国民属性和地缘安全考虑的认同，可以看出其认同心理基础的不断提升和民族认同标准的提高。对外政策上从单纯依赖英国的单元外交到追随美国的半独立外交到20世纪以后独立外交的真正开展并积极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澳大利亚从盲目附和大国、一味维护大国利益、依赖于大国的庇护或军事联盟到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国家利益考虑，追求自身利益和国际安全，而“任何国家的外交目标主要体现在政治、防务安全和经济利益三项”[27]这些都充分表明国际事务中澳大利亚国家的自主性的增强和不断成熟。

（二）、国家外交视野的不断开阔和外交舞台范围的不断扩大。“澳大利亚是移植到南方这块辽阔大地的欧洲文明的一部分”， [28]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社会把自身定位是一个放错地方的西方国家，以属于西方国家为荣，所以才会有先依赖英国后追随美国的表现，“亲近欧美，依靠西方，始终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石。”[29]求得英国庇护也好，追随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国家在对外的天平中始终在英、美两极选择。随着澳大利亚国家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和国际形势变化，澳大利亚审时度势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将国家重心从欧美转向亚洲，积极推行“面向亚洲”、“融入亚洲”的政策，同时放弃单元外交开展多元外交与世界大多数地区和国家友好往来，从澳大利亚国家外交的舞台西方、欧美转向亚洲、世界。

（三）、国家在封闭、孤立中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化。“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罪犯流放地这一历史事实被深深植入整个民族的心态之中。自身地位的低下、加上一种类似于基督教原罪感的情结形成整个民族的自卑心理与低调情绪。”[30]澳大利亚的民族自卑感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长期以来孤立于他国（英美除外）、孤立世界之外。20世纪70年代惠特拉姆上台以来推行的独立外交、“面向亚洲” 的政策和带有种族歧视和排外的“白澳政策”的废除以及80年代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使得澳大利亚在吸收借鉴他国中走向了开放和多元化。

结语

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社会形态转型中走向成熟的，这一过程是渐进而平稳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善于利用、借鉴他国的国家。任何国家的外交目标都主要体现在政治、防务安全和经济利益，纵观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的演变，经济利益因素逐步上升。通过不断的变革和转型澳大利亚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化，正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澳大利亚国家的不断转型是一个成功的利用外界发展自身的典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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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源深.：从孤独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4]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M]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5] 黄源深：从孤独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6] 骆介子： 澳大利亚建国史[M]，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7页

[7] 骆介子： 澳大利亚建国史[M]，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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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沈永兴等： 澳大利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11] 张秋生： 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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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里查德• 怀特： 创造澳大利亚[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年版，第62页

[16] 骆介子： 澳大利亚建国史[M]，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8页

[17] 沈永兴等： 澳大利亚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8] 唐纳德• 霍恩 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9]阮西湖： 澳大利亚民族志[M]，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4页

[20]张建新： 澳大利亚独立外交的形成[ J ]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9月第20卷第三期

[21] 张天： 澳洲史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第150页

[22] 张天：澳洲史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第181页

[23]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 [M]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4] 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M]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87页

[25] 王宇博： 澳大利亚现代化历史探析 [J]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9月，第5期

[26] 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 [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27] 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8] 唐纳德• 霍恩： 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29] 张秋生： 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M]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81页

[30] 黄源深.：从孤独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