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澳洲 梁启超 保皇 华人

内容提要 梁启超访澳壮大了澳洲保皇会势力，提高了澳洲华人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和团结观念，保皇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在改善华人与白人的对立关系，谋求华人良好的生存环境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保皇思想虽已过失，但在当时澳洲华人没有其他政治选择的情况下，主要起了积极作用。

 

Liang Qichao and Australian Associations for Emperor Defense

ZHAO Chang ZHANG Qiusheng

(Australian Studies Centre,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Key words Australia; Liang Qichao; Emperor Defense; Chinese people

Abstract Liang Qichao’s visit strengthened Australian Associations for Emperor Defense, raised the race consciousness,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unity idea of Australian Chinese people, the political idea of emperor defense was accepted by most of Chinese people in Australia. It was also good to impro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aucasian, seek a good survival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people in Australia. His ideas of emperor defense were out of date, but in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verseas Chinese in Australia had no other political choices. His ideas and actions mainly played an active role.

 

一 访澳缘起

保皇会全称“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又称中国维新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它是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依靠广大海外华侨建立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组织。1899年7月20日，流亡加拿大的康有为与著名华侨李福基联合在维多利亚的歌夫缅街171号首创了保皇会。关于创立保皇会的目的，《保皇会草略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说：“盖中国危弱，欲保身家非保国不可，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故本会名保皇。”^[1]可见康有为成立保皇会主要是想取得华侨华人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壮大保皇派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营救光绪帝以继续维新变法。保皇会成立后设港澳、日本横滨两总会所，以澳门《知新报》（“The China Reformer”）、横滨《清议报》(“The China Discussion”)为机关报。并决定在美国、加拿大、南洋、澳洲、日本等地积极发展分会。因此1899年10月，康有为即写信给悉尼著名华人领袖梅光达，要求他带头在澳洲成立保皇会分会以“使光绪帝能够复位和保护当地的中国臣民”。^[2]

1900年1月14日，澳洲华商领袖刘汝兴、叶炳南、李益微等人齐集悉尼乔治街166号并成立了“鸟修威省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3]公推刘汝兴、李益微等为总理，叶炳南、梁创等为协理，郭标、陈联科等为值理。^[4]新南威尔士保皇会以温哥华保皇会支部章程为依据制定章程，为吸引更多有财力的华人入会，募集更多资金，该会声称除保皇外还要集资开设银行和轮船公司，并许诺光绪皇帝复位后，捐献巨款者将被授予开发国家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特权。

新南威尔士保皇会以《东华新报》（Tung Wah News）为其机关报。^[5]该会规定入会者最低会费为四先令。保皇会成立后，发展非常快，据报道，该会成立后一个月，会员已达249人，到1900年4月，总理刘汝兴宣称已从新南威尔士州的会员中集资约三千镑。^[6]

但是与其他各洲保皇会相比，澳洲的保皇派势力、影响都比较弱。当时华侨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东南亚（中国一般称南洋），这里是明清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出洋谋生的主要落脚点。其次则为美洲，特别是北美，这里是华工输出的重要目的地，也是十九世纪淘金热兴起之地。日本由于地理和文化因素，也有不少中国人，而且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影响较大。在当时新南威尔士保皇会是澳洲唯一一个保皇政治团体，难成气候。为了发展保皇派势力，壮大自己的影响，提高澳洲保皇会在各洲分会中的地位，新南威尔士保皇会果断决定邀请保皇派的领军人康有为、梁启超访澳。

此时康、梁二人也已是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积极组织自立军，准备武装勤王，以营救被幽禁的光绪皇帝。然而1900年8月21日，唐才常自立军汉口起义失败，次日，唐才常被捕杀，武装勤王以失败告终。勤王运动的失败突显了保皇派人力、物力、财力的匮乏，有浓厚爱国情结的海外华侨对保皇派的生存愈益重要。为了募捐和发展澳洲保皇会，梁启超（康有为因签证问题及其它不明原因一直未能入澳）应新南威尔士保皇会邀请在1900年10月到1901年4月的约半年时间里访问了澳大利亚。

 

二 访澳历程

关于梁启超访澳情况，《东华新报》作了跟踪报道。梁启超在澳洲期间先后访问了西澳、南澳、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四大州，他不仅访问了各州首府还应邀访问了像弗里曼特尔（Fremontle）、本迪戈（Bendigo）、巴腊拉特(Ballarat)等华人较集中的城镇和工矿区。所到之处，发表演说，号召保皇募捐，还广泛促进各地保皇分会的建立，据统计，梁启超访澳促成了十个保皇会支部的建立（见表一）。据梁启超书信，他在澳洲实际募捐超过3500镑，还有些许私人赠品。^[7]

表一：梁启超访澳促成建立的十个保皇会支部及部分支部成立时间

1900年10月7日，梁启超从槟榔屿出发，25日到达西澳的弗里曼特尔。《东华新报》报道：“先是，西澳诸埠乡人得按雪梨（即今悉尼——引者）保皇会电报，知先生来游，道经斯境。于是鲍君炽、宋君广、陈君霞、李君殿洪、黄君藉、李君寿田等十余人来迎于海滨。”^[8]不仅如此，同日，新南威尔士保皇会来电报问安，阿德莱德（Adelaide）也发来邀请电文。梁启超一登陆澳洲即受如此隆重之欢迎，确给梁氏不小的震撼，怪不得他在后来的信中说：“初来时，睹外貌情形，以为最少亦当得五万左右。”^[9] 26日，梁启超到达珀斯， 27日晚，在长老会堂发表演说，并最终促成了西澳保皇会的成立。“先是鲍君等屡接雪梨同志信，促开会。曾小集一次，入会者数十人。至是乃大成焉。”30日，又集会演讲，听众“知皇上因救民而蒙难。莫不淬厉奋发，思拯国危。书名入会者踊跃争先。”^[10] 珀斯是澳洲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澳保皇会的建立使保皇派在澳洲西部站稳了脚跟。11月1日，梁启超到杰拉尔顿（Geraldton）演讲并开保皇会支部。10日，梁启超到达阿德莱德。“黑列（即阿德莱德—引者），南澳洲第一都会也。”在阿德莱德，梁启超不仅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连澳洲政府官员也对他友好款待：“乃舟未抵岸，而华人叶君寿等，偕西人议院首领，议绅数辈，到船奉迎，言本省政府预备迎接。总督以车马在车站伺候，且已送有火车票，专备一火车以备先生过东省之用。”^[11]梁启超在阿德莱德会见了司法大臣，市民公会长官，议院院长等人。14日，梁启超到达维多利亚的墨尔本，受到新南威尔士保皇会总理刘汝兴，欧阳万庆的热烈欢迎，21日在四邑会馆的募捐中收获颇多：“一席之间立捐七百余镑。”23日，梁启超到达巴腊拉特，刘汝兴，欧阳万庆，谭英才等随行。巴腊拉特是澳大利亚著名金矿产地，也是当时华工的聚居地。

1900年11月25日，梁启超到达格伦因尼斯（Glen Innes，新南威尔士 中部城镇），《东华新报》对其游历报道较详。当晚，当地华商在“广生和”商店款待梁启超，众人致欢迎词：“先生……蒙我皇上知遇之恩，擢录英才，以备顾问，变法维新，而济国家之危。……讵意豺狼当道，虎豹司权，妒忌我汉人，荼毒我华种，冤诬我义士，杀戮我忠臣……”。说罢，众人山呼光绪皇帝万岁，“并祝我皇早日复权，励精图治，挽弱为强；先生回朝，辅相圣主，变通新政，见利者兴，见害者除，拯故国生民于涂炭之中，免海外同胞有鱼肉之苦，是我等今日之厚望也。”^[12]

梁启超在澳居住近半年，而其实际游历各地的时间集中在1900年10月到11月的两个月里，大部分时间只能困于悉尼。其只所以久居悉尼不出，梁氏在给其师康有为的信中解释甚详。^[13]为什么梁启超在澳洲会陷入如此窘境？并非澳洲华人不爱国，也不是他们不愿意支持保皇派，拥立光绪帝复位。其实梁启超所到之处，华人爱国热情普遍高涨，但受澳洲华人自身的条件和处境限制，保皇会的发展无法达到预想水平：

1、华人财力、人数有限。中国人大批入澳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澳洲发现金矿，国破家贫的我国东南沿海居民蜂拥进入澳洲，入澳后华人以淘金为主，工资每月仅为半镑，加之水土不服，疾病蔓延，生存都面临严重困难。而随着澳洲表面金矿日趋枯竭，深度采掘需要大型机械，非华人财力所允许，澳洲华人开始进入城镇，转行从事蔬菜种植、家具加工、洗衣、餐饮等工作维持生存，华人与白人日益靠近，生存竞争无形产生。澳洲各州对华人入澳条件也愈益苛刻，对华人征收金额不等的入境税，居住税，执照税，采矿税，从商的还要征收营业税等各等杂税。同时澳洲白人不断升级的排华运动也使华人损失巨大，如1857年7月4日，在维多利亚的巴克兰金矿场发生的排华暴乱中，二千多名华人遭抢劫，75顶帐篷，30家商店和许多财物被焚烧，3名华人被打死，伤数十人，华人财产损失达5万英镑。至梁启超访澳的1901年澳洲排华风气达到最盛，1901年9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了以南非“纳塔尔法案”为蓝本的《移民限制条例》（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以“语言测试”为名行歧视有色人种入澳之实，基本杜绝了华人入澳的可能。^[14]华人在澳洲的处境极为艰难，自身难保，华人人数不断下降，1901年澳洲总人口即有37万，华人（包括第二代）3万余人，所占比例很少（见表二）。这一切致使澳洲华人相对世界其他地区华人势力较弱。

表二：梁启超访澳前后澳洲华人官方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网站1925年澳洲年鉴。（ABS cat. no. 1301.0-Year Book Australia,1925）

2、华人分布零散，集中难度大，政治团体很少。如表二所示，1901年澳洲华人总数才3万余人，却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广阔的土地上，在数以千计的金矿区和城镇劳作，一个地区多则几千人，少则几十人，无法有效地团结组织起来。前文也提到在梁启超访澳前，新南威尔士保皇会是澳大利亚华人唯一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无法形成政治影响力。当时澳洲确也存在一些反清组织，但正如杨进发教授所说：“若说在澳洲各殖民地有什么反清活动的话，那么这些活动多半是由鼓吹“反清复明”的义兴会各支部进行的。”^[15]况且义兴会只能算一个民间组织，与保皇会不可同日而语。

3、华人地域封闭性强，华人领袖之间常有矛盾，团结性较差。澳洲华人多来自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省，入澳后也多以血缘宗亲，地缘同乡，业缘同行为纽带分散地区聚族而居，各地区间的联系较少，封闭性强。华人领袖也多是当地的商业巨头，他们之间的恩怨常常影响到华人的团结，著名华人领袖梅光达拒绝加入保皇会就是典型的例子。

也许由于上述原因，受困悉尼的梁启超对于新南威尔士保皇会的热情款待印象尤深，在1901年4月17日给其师傅康有为的信中，他说：“雪梨已加捐至五六次，……雪梨人之热力而耐久不衰，真可敬也，……。”^[16]梁氏在悉尼也系统介绍了他此行的目的：“今日小弟出游外国，乃承皇上密诏，出外求救。”他联系到中国甲午战败的屈辱，维新夭折的悲剧，并联想到我国华工的悲惨状况：“今因守旧，凡有百姓谋食外洋，莫不被人窘逐，笑骂凌辱，或税、或禁、或监，低首下心吞声忍气，甘为万国之下。”“乃旅外同胞受人拘缚，为工为商，均被设法以禁制，必咸使我同胞之利权尽夺而后已。荀有积蓄资财旅归故国者，亦已在外备受凌辱矣。此无他，皆由守旧积弱，不能伸我国威也。”他大力称颂光绪皇帝：“皇上变法，首及民权。盖洞悉子民受害，欲子民有权，则官府不敢肆无忌惮也。又许各省、府、州、县设报馆，许报章张扬官府之善恶。若行新政既行，我同胞不必离父母妻子，而远游外国，被人欺负也。”梁氏还向听众描述光绪皇帝所受之苦以博得同情，广集捐款：“圣上前者困于瀛台，欲求食鸡粥而不可得。今又乘舆西幸，蒙尘艰难，然亦因救我四万万人所致也。仰诸位同志合力，救圣主复权，则小弟不饮亦醉矣。”显然，这些言论都很迎合海外华人的心意，很容易打动澳洲华人。

除发表演说，宣扬维新保皇外，梁启超还著书立说，总结戊戌变法历程和经验教训，宣传保皇思想，据《东华新报》报道，梁启超在澳期间著有《中国近十年史论》一书，书约20万字，分十六章。^[17]除第一章“积弱溯源论”公开印行并发表于日本《清议报》上外，余皆不可考其详情。前悉尼大学教授刘渭平认为此书“实际上似不曾完稿……梁氏大约仅用此以为其演讲时之依据”^[18]但从各章标题看，完全是一部完整的书稿的框架，而且梁氏在“积弱溯源论”中也写道：“吾之著此书，即将当局者十年来殃民误国之罪，一一指陈之而不为讳者也。”^[19]“呜呼！我一部近十年史论，那拉氏实在书中之主人翁也。”^[20]所以作者认为书稿存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梁启超在澳期间还到新南威尔士州的塔姆沃思（Tamworth）演说，并促开保皇会支部，以周有定为总理，周载赓为副理。

1901年3月16日（农历正月二十六）是梁启超29岁生日，新南威尔士保皇会成员在《东华新报》报馆二楼向梁启超祝寿，席间把酒言欢，觥筹交错，此时他们也没有忘记光绪皇帝：“酒至数巡，先生与诸同志共祝光绪皇上早日复辟，施行新政。”^[21]可以说，梁氏在澳期间，盛赞光绪、鼓吹保皇、大力募捐贯穿始终。

1901年4月14日，梁启超从悉尼乘船回日本横滨，临行，梁启超写了一篇辞行小启，表达对澳洲保皇会同志的谢忱，言辞极为谦让，读起来非常亲切：

敬启者，弟自来游澳洲。忽愈半载。所至各埠，敬蒙同志殷勤厚待，感惠既多。兹弟于本月十四日由雪梨埠乘轮东旋，复蒙各埠同志多赠赆仪各物，拜领之下，感激万分。然同志之所以眷注小弟，厚礼深情者，实推忠君爱国之心以及于小弟者也。弟以王事靡盐，行色匆匆，弗克遍与各埠同志握别。特刊数语于报端，以布恭辞而表谢忱。伏冀鉴照不宣。会小弟梁启超偕罗昌顿首。^[22]

回到日本后，梁启超还写了一封信给新南威尔士保皇会，说：“弟历演去年七月首途横滨以来，经历各事。言及澳洲以来各埠同志之热心忠爱，又推其爱国之心以爱及小弟，情意之厚，礼貌之隆，则同人皆油然生亲爱之心，恍如与澳洲诸同志相晤对。”并着重谈及张之洞撤回留日学生事件没有成功及在东京创办高等学校的情形，困难很大，主要是经费问题，“经费所缺甚多，现每月尚须另筹二百余金，乃敷开销。加以内地各寒士有志者，纷纷东来求学；每月来者，殆三四十人。其人率皆聪明特达之士，然大半不能自筹学费者。”鉴于此，梁启超希望澳洲保皇会各支部能对日本学校鼎力支持：“若能筹有巨款，将此学校扩充之，大养各省之少年奇士，则将来扶持国脉，皆于此是赖矣。”^[23]可以看出，梁启超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如何拉拢更多的华侨支持保皇派，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

 

三 几点思考

梁启超访问澳洲给澳洲保皇派发展和华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梁氏在澳洲前后仅停留了半年时间，而且就直接目的论是失败的（与其希望得到的五万筹款相去甚远），然而由于他在当时中国政治上的特殊的身份以及本人的卓越才能，他给澳洲华人社会带来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用时间长短来衡量。受梁启超的推动，澳洲的保皇势力有了重大发展。

第一，保皇会分部纷纷建立，保皇派会员大大增加。梁启超途径澳洲四大州，所到之处发表演说，陈述国难，鼓动捐款。各地华人领袖借势纷纷成立保皇会支部，以传统的“三缘”为基础，广召华人入会。如在杰拉尔顿“该处华人不过三十，是夕咸集倾听……在座之人无一不入会者。”^[24]在墨尔本“听者几二千人，座无隙地焉”^[25]梁启超不遗余力的活动使澳洲华人的政治生活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保皇派的主导地位。

第二，澳洲华人的民族观念加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团结意识也普遍增强。澳洲华侨由于人数较少，面对日益猖獗的排华风潮，华人只能忍气吞声，根本无力反抗，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由于梁启超来澳演讲和各地保皇会支部的建立，澳洲最东部的悉尼与最西部的珀斯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有了共同的政治理想，即鼓动群众，募集资金为光绪帝复位和改良政治而奋斗。梁氏成功地把保皇与祖国强大紧密联系起来，而向来具有严重客居心理的华人也认为只要祖籍国强大起来，他们在海外的地位自然会得到提升。期望有一个政治独立、 经济繁荣、人民安康的中国的淳朴愿望把澳洲华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观念激发了出来，各地华人的团结普遍加强。这可能也是悉尼“加捐至五六次”热情仍然“耐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第三，澳洲政府对梁启超访澳普遍采取欢迎的态度，这有利于缓解华人与白人之间紧张的对峙关系，对澳洲华人的生存非常有益。梁启超在西澳的珀斯，在南澳的阿德莱德，在维多利亚的墨尔本等地都曾会见当地政府高级官员，从各地官员的反应看，他们对华人在澳洲宣传保皇思想也没有异议。1901年1月22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在悉尼的梁启超还代表澳洲保皇会向澳总督发送哀悼电文一封，措辞恭敬，应受到澳政府的欢迎。^[26]

二十世纪之初的梁启超访澳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来讲，“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义”先后失败，其政治目标由“维新”转向“保皇”；对澳洲华侨来讲，1901年的《移民限制条例》的颁布、“白澳政策”的正式确立使澳洲华人的处境变得极为艰难，几乎陷入绝境，他们深刻体会到祖籍国与自身地位的深厚联系，对晚清政治高度敏感。保皇派的政治主张虽然已经过失，不再适合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但对澳洲华人社会来讲“反清复明”的古老主张已没有什么吸引力，而革命派的主张还没有传入澳洲，“保皇”仍不失为最明智的政治选择。澳洲保皇会的纷纷建立既是华人浓厚爱国情结的反映，也说明政治家个人对海外华人政治理念的影响常比较大，虽然1908年共和派思想已传入澳洲，但直到辛亥革命后，悉尼的保皇派依然固执己见，批评新政府。

总之，梁氏访澳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中国学者对澳洲华人的第一次积极关注，对澳洲保皇会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是中澳关系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事件。

 

注释

[1]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64页。

[2]（澳）杨进发(Yong,C.F.)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70页。转引自《东华新报》，1899年10月11日。

[3]即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鸟修威是当年旅澳华人的粤语发音。

[4]蔡少卿：“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研究（1902—1943）”，《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因为对刘汝兴等人不满，梅光达未入保皇会，参阅《广益华报》，1901年11月29日。

[5]《东华新报》1898年6月29日创刊于悉尼，以合股公司的方式成立，资本一千镑，分为四千股，大多数股份为悉尼华商所持有，最大股东之一就是刘汝兴，1902年改名《东华报》，辛亥革命后保皇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1936年停刊。

[6]（澳）杨进发(Yong,C.F.)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73页。转引自《东华新报》1900年1月17日、2月21日及4月7日报道。

[7] [9] [13] [16] [24] [2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615页。

[8] [10] [11]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以下简称《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613-614、617页。

[12]《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第619—622页。原载《东华新报》1901年1月23日。

[14]这个法案主要内容有两点：1、凡入澳移民必须参加语言测验，听写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50个单词，不及格者不得入境；2、任何在澳居住期未满5年的移民也必须参加语言测验，不及格者应驱逐出境。这个法案的颁布实施成为澳洲历史上著名的“白澳政策”确立的标志。

[15]（澳）杨进发(Yong,C.F.)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66页。

[17]各章标题分别是：第一章：积弱溯源论；第二章：日本战祸记；第三章：列强染指记；第四章：新党萌芽记；第五章：今上百日维新记；第六章：后党篡权记；第七章：伪嗣公愤记；第八章：后党通匪召敌记；第九章：万乘蒙尘记；第十章：东三省沦亡记；第十一章：疆臣误国记；第十二章：列强政略记；第十三章：帝后实录及人物小传；第十四章：琐闻拾零；第十五章：十年来大事表；第十六章：中国起衰策。

[18]（澳）刘渭平：《澳洲华侨史》，星岛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

[19] [20]《清议报全编》第七卷至第九卷，第二集名家著述—中国近十年史论，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74年（1985年），第8、38页。

[21]《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第629页。原载《东华新报》1901年3月20日。

[22]《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第631页。原载《东华新报》1901年5月8日。

[23]《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第632—633页。原载《东华新报》1901年7月27日。

[26]电文发表于《东华新报》1901年2月2日，全文如下：澳洲联邦总督好顿爵帅钧鉴：敬启者，仆代表澳洲各省保皇会华民，致书爵帅钧座：倾闻大英国大后帝龙驭上宾，殊深惋惜。我华民旅居澳洲者，无大不敬后帝，悼惜不置。谨修寸楮，奉呈爵辕，伏恳代达帝后亲属，以表区区之忱，不胜铭感。抑后帝崩殂之耗，实全世界凡有血色者所共悲悯也。梁启超再拜。刘渭平：《澳洲华侨史》，星岛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