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张涛)

 

摘要：本文对中澳建交后十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梳理和评论，揭示了中澳关系的特点和影响中澳关系的因素

关键词：中澳政治关系 中澳经济关系

 

 

二十世纪6 0——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国际格局形成了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国成为美国对苏联政策和苏联对美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这对外交政策跟着美国走的澳大利亚影响无疑是极其巨大的。澳大利亚也必然紧跟着改变与中国的关系，它也不想落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后面。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促进了澳大利亚对传统外交思路的反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加快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进程，积极应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后澳所面临的新的国际贸易环境，放弃所谓立国之本的白澳政策，与日本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日益关注东盟和印度支那诸国。1972年12月工党大选胜利后，12月21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澳关系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本文就这一时期中澳关系做一点探讨。

 

一， 政治关系概述及其原因

 

中澳建交。1972年12月19日，惠特拉姆宣誓就任总理。惠特拉姆新政府最先颁布的政策之一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2月21日两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 澳大利亚重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澳大利亚已决定1973年1月25日前撤出其驻台湾的官方代表。1973年3月中澳双方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大使馆。中国驻澳大利亚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王国权与1973年5月4日向澳大利亚总督约翰递交国书；澳大利亚首任驻新中国大使斯蒂芬弗兹格雷德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递交了国书。

中澳互访。1973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惠特拉姆对中国进行了建交后的首次访问，周恩来同惠特拉姆进行会谈。双方会谈内容涉及国际形势、亚太区域关系、双边关系等广泛领域。双方还做出了促进两国官员进行密切磋商的安排，并制定了互访计划同意制定两国文化和科技交流计划。1973年至1975年，两国高层重要的互访还有澳海外贸易部长吉姆凯恩斯、外交部长威尔西、邮政部长鲍恩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中国外贸部长白相国、农林部长沙风等率代表团对澳的回访，这些访问推进了中澳关系的发展。

共同反霸。1975年，惠特拉姆被解职后一个月后的大选，自由党、国家乡村党联盟获胜，弗雷泽出任总理，面对苏联的扩张，出于反霸的需要，中澳两国相互支持。1976年，弗雷泽总理出访中国，两国领导人着重交流了对世界局势，特别是亚太地区局势的看法，两国在对外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一致，那就是反对苏联在印度洋扩充海军，反对大国势力介入东南亚地区，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华国锋同他进行了四轮会谈，两国总理就众多问题进行了磋商，之后两国总理保持通信联系，以便及时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及地区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这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信任，使两国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处理党的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原则。澳等国家对中共与东盟国家共产党关系特别敏感，澳领导人在会谈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早在1974年，中国已经表明把党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分开处理的意见，就是不让党与党的关系影响或是破坏国与国的关系。中国重申了该原则，澳方表示理解和接受该原则，愿意共同促进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事业。这反映了中澳两国都现实地看待世界，愿意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以两国战略所需为急务保证双方都能完成对两国都有益的共同任务。

政治往来的增加。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国的接触日益频繁。陈慕华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两年的时间内访问澳大利亚，这是前所未有的。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和斯特里特分别在1979年6月和1981年1月前来中国访问。1980年7月，中澳两国总理还在日本进行了会晤。同年，中澳外交部官员年度会晤进入运行，首次会晤在北京举行。1982年8月，弗雷泽总理实现第二次访华。这表明中澳建立定期磋商制度，对两国协调意见和行动具有意义。上述互访中，两国领导人主要讨论议题，是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形势。主要共同认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认为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广泛而又牢固的基础上而且发展顺利;(2)由于世界形势变幻莫测、日益复杂，中澳两国的共同利益正在扩大;(3)各国应联合起来，支持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才能遏制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弗雷泽曾透露：“李先念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应联合西方国家和日本，努力制止苏联的任何进一步进攻。”这些共同的认识，显示了两国对政治合作、联合抗苏的意向。

军事往来的起步。1979年至1982年中澳政治往来不断增加，军事往来也开始起步。1980年4月，澳内阁研究了澳中关系，决定和中国建立防务上的联系，其程度掌握在澳大利亚同本地区友好国家现有的关系的水平上。决定的具体内容有三项：互派武官、接受中国情报部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访问和澳大利亚军舰访问上海。1980年2月，中国副外长章文晋表示两国有必要建立防务关系，并视交换武官为建立此种关系的第一步。1981年1月和4月，中澳首任武官到各自国家就任。中国成了澳大利亚驻有军事代表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1981年9月，澳大利亚驱逐护卫舰天鹅号到达上海访问，实现两国军队第一次友好磋商和会谈。中澳关系扩大到军事防务上，很大程度上是亚太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

两国在建交后十年的关系，由于共同的战略利益，两国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但就双边关系而言，他还处在初级的阶段，两国在中东问题、核试验等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

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虽然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此十年间，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从政治交往发展到军务交往，两国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关系，在众多国际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反霸维护地区安全方面通力合作，相互支持。之所以在短短的十年间中澳政治交往取得较大的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调整。美国作为两级格局的中心力量，他的的对外战略调整必然会引起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的变化。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刺激了澳大利亚随之调整对外战略。美国从亚太地区收缩势力，为对苏联打中国牌，调整与中国的关系，这对外交政策跟美国走的澳大利亚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惠特拉姆的外交革命的核心是独立自主，但在大的外交战略上由于国力、防务、传统等等因素不得不和美国保持一致。而中国此一时期，面对苏联的扩张也有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需要，为对苏联打美国牌，改善中美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的近邻，在反霸维护自身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方面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国家利益。因此，两国的建交一拍即和。

其次，中澳两国相互扶持的需要。澳大利亚想在亚太地区发挥重大的影响作用，与亚太大国中国建立并发展良好的关系，对于树立其国家良好形象和发挥其国家影响力，其益处是不言而喻的。从二战开始，中国已是世界范围的政治大国。新中国成立后，澳由于意识形态、自身国力、军事防务等各方面的原因，澳跟随美国搞冷战，错失了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澳大利亚虽投了反对票，但却见识到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惠特拉姆上台后，为树立其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开展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外交。赶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获得了中国对其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承认，惠特拉姆对此很得意。中国70年代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建立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与澳大利亚建交符合这一国策。

再次，安全与发展的需要。中国和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的作用的无可替代的，两国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区域格局的状态。两国都把维护自身和地区安全及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为促进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所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新中国成立后，在朝鲜战争后，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更大。但自从与苏联闹翻后，发生中国对苏联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出于安全的需要，中国也迫切需要改善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在亚太军事战略收缩后，澳大利亚对自身的安全信心不足，希望改善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因此两国建交后，政治关系发展较快。

第四，发展经济的需要。只有政治上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能保证经济上的持续稳定的关系。中国有澳大利亚需要的农牧矿产品的广阔市场，澳大利亚有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所需的技术等。

凡此种种原因推动了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获得较快发展。

 

二， 经济关系概述及其原因

中澳贸易访问和贸易协定。1973年5月11至27日，由海外贸易部长凯恩斯率领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北京。这是中澳邦交正常化后两国交往中第一个重要代表团访问，双方都很重视。周恩来总理、外贸部长白相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分别会晤了代表团。此次访问为澳大利亚和中国在未来签订更多的具体的贸易协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6月30日，澳海外贸易部副秘书长斯卡利率代表团来中国商谈两国政府贸易协定问题。7月21日，我国外贸部长白相国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7月24日中澳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贸易协定》，简称《中澳贸易协定》，这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小麦贸易长期合同。这个协定的签订标志中澳两国的贸易由民间或是半官半民的阶段上升到政府间贸易的阶段。对长期贸易的探讨、互给最惠国待遇、联合贸易委员会的成立及定期定点会晤，为双边贸易长期稳定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79年和1981年，中澳两次签署了三年期的小麦合同。从1976年起的七年间，中国年均进口澳小麦超过200万吨，其中最高的1977年到1978年度达460.3万，占该年度中国小麦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1977年8月澳中商业合作委员会主席布莱顿率领代表团访华。1978年4——5月，澳大利亚工业和商业部长安东尼访华，并宣布中国当年可望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砂的第二进口大国，预计将比上年增长100%，达到640万吨左右。

1980年和1981年是两国签订经济合作协定较多的年份。1980年5月，李先念副总理访问澳大利亚时，签署了《中澳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是第一个双边科技合作协定。第二年10月，《中澳两国政府关于技术合作促进发展计划的协定》签订，协定强调澳大利亚将对中国现代化计划予以技术合作和援助。1981年中澳签订《经济合作议定书》，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合作，并使合作多元化。其中第三条规定：“两国的经济合作，可以通过合作生产、合作销售、合作经营、合资经营、补偿贸易、许可证协议、技术服务专业咨询、劳务工程承包以及其他双方可接受的安排进行。”这个议定书为80年代中澳多形式、多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的迅猛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澳贸易情况。建交后两国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从1972——1973年的1.127亿澳元上升到1974——1975年的3.351亿澳元，中澳双边贸易大踏步发展开始于1977年，这一年，中国政局已经稳定，中央政府酝酿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这个计划以农业现代化为龙头，给农牧矿业见长的澳大利亚带来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良机。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双方的贸易总额从1975——1976年的2.878亿澳元狂升到1977——1978年度的6.944亿澳元，1978——1979年稍有下滑，为5.802亿澳元继而在猛增至1979——1980年的10.451亿澳元。此后又稍有下滑，80年代初的两年中澳贸易总额分别为9.410亿澳元和8.910亿澳元。

惠特拉姆时期中澳商品贸易已呈现扩大的趋势，弗雷泽时代，这个趋势加强了，澳对华输出的大宗商品发展到小麦、羊毛、糖、铁矿砂四大项。几年中，这四类商品出口值占澳对华商品出口总值的70%左右，最高达到80%，但他们均有较大波动。例如，小麦出口总值占出口总值最高年份为64.8%，最低年份为29.7%。

就在安东尼访问中国前，澳政府决定通过金融保险公司为中国筹措5000万美元的高额信贷资金用于购买澳大利亚的技术和设备。在安东尼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澳大利亚提供的远不只是这些小麦、钢铁购买合同，而是为澳大利亚技术发展尤其是矿产勘测、开发和加工技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中国从澳大利亚主要进口小麦、原糖、羊毛、铁矿砂和有色金属；澳大利亚从中国主要进口纺织品、服装、以及轻工、化工产品和工艺品。

中澳经济合作。1978年，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给予中国以发展中国家优惠贸易待遇的国家。澳大利亚金融保险公司于1979年建立了一个长期信贷限额，以方便两国之间的贸易。1979年，中国颁布了有关合资企业法，这个法律无论是对中国企业还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外国企业都是一个福音。同年澳大利亚外长皮科克宣布成立澳中理事会，旨在增进了解和扩大交往范围，并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信息咨询。

1979年，广东省和新南威尔士、江苏省和维多利亚建立友好省州关系。1980年10月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办到了悉尼，1982年，新南威尔士也在广州举办了展销会。省州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增添了中澳双向经济交流的活力。1978年12月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开发，两国经济合作走向了新时期。主要表现在澳方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援助和创办中澳合资经营企业。1979年11月，中澳签订在深圳合作建设鸟石古石场的协议，这是澳大利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企业。1982年2月，两国共同出资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南宁菠萝种植场开业。这是一个菠萝种植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企业。改革开放后，中澳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增添了中澳经济交流的活力。

中澳经济交流在两国建交前已有一定的规模。在建交前，中国进口澳大利亚出口小麦的三分之一。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转而购买加拿大的小麦，澳小麦种植主损失颇重，要求政府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保证对中国的小麦出口。中澳建交后，两国经贸发展迅速，此中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经济的互补性。满足国家需要，这是国家交往的决定性条件。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另一个国家不能满足其某方面的需要，亦即该国家对其没有价值，没有价值的事，是没人会去做的。澳大利亚有中国需要的小麦、糖、铁矿砂等，中国有澳大利亚需要的广阔的市场等。双方都能够满足对方的需要，便能够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对方经济的发展。

其次，其前提条件是政治关系的发展为经贸往来的扩大铺平了道路。除了维护国家安全外，国家对外政治活动的另一个主要方面便是为发展社会经济服务的。中澳建交后，政治关系发展迅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签订了众多的经贸协定，这为两国经贸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通道。

再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为澳大利亚进入更广阔的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中国制定了以农业机械化为龙头的现代化计划，这对以农牧矿业见长的澳大利亚来说无疑是大力进入中国市场的绝佳时机。所以，此时中澳贸易总额增长迅速。

 

三 结语

通过观察这十年间中澳政治经济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结论一：此十年间的中澳政治经济关系只是两国关系的起步，中澳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潜力巨大。

结论二：中澳关系更多的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关系，军事防务方面的关系则刚刚起步。

结论三：美国因素对中澳关系有着深厚的影响。

结论四：满足国家需要这是中澳两国交往的决定性条件。

结论五：国际格局中的中心力量，中澳两国的关系受其掣肘。

 

 

 

 

参考文献：

 

1 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2 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4韩锋，刘樊德，《当代澳大利亚》

5沈永兴，张秋生，高国荣，《列国志:澳大利亚》，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

6骆介子，《澳大利亚建国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1月，第一版

7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