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张秋生 蒋启良)

摘  要：中澳建交四十年来，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经起伏，在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本文从四个时期评述了四十年来，两国在商品、投资、服务等多个领域所进行的经贸互补合作与跨越式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与特点。认为两国经贸关系已经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动格局，其经贸关系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深化，已在从政府到民间的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展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政治、地理环境、市场因素、经济体制改革等密切相关；当前两国经贸关系在总体和主流方面是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对称相互依赖”等问题。
关键词：中澳建交四十周年、中澳关系、经济贸易

    1972年12月21日，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标志着中澳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深化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经贸上的双边合作更是尤为突出。两国贸易总额从建交初期的8600万美元到2001年的90亿美元，再到2012年的1000亿美元，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动格局，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第一大货物出口目的地、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第一大旅游收入来源国，澳大利亚也是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今年是中澳建交四十周年，对两国经贸关系进行宏观的评述，归纳和总结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成功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将来的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一个前瞻性的视角。
一、逐步成型阶段（1972-1978年）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贸交往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就有商船往返于中国的广东省和澳大利亚的悉尼之间。澳大利亚与中国通航，始于英国殖民初期。华侨史学家一般认为：“中国人移殖澳洲，殆始于1840年到1959年之间”，﹝1﹞(P255)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澳洲的中国移民不断增加，为澳大利亚早期的开发做了重要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澳大利亚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遏制中国。尽管如此，两国在民间贸易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50年代，两国贸易额累计达1.57亿美元；60年代，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300万吨的小麦，进口的羊毛的数量达到几千吨至一万吨，价值3000多万美元；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出口贸易中，一度占到6%的比重，仅次于日本、美国、英国和新西兰，为澳大利亚第五大商品输出国。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小麦，最高时曾达到澳出口小麦的1/3。﹝2﹞(P330)但是70年代随着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出兵越南，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中国减少了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小麦的进口量，在与中国建交前，两国的贸易额仅维持在1亿美元。﹝2﹞(P331)1972年，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两国经贸上的不稳定关系，随着1972年中澳的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而告终结，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随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双边贸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中澳建交后，两国贸易领域不断多元化，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不断往外延伸，双边贸易从民间贸易为主上升到以政府贸易为主阶段。需要强调的是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除了开展直接贸易外，经过香港的贸易量也增加了。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小麦、羊毛、糖、铁矿石、铝、有色金属，特别是小麦的出口，在1972年每年保持着大宗谷物出口。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纺织品、针织品、服装、鞋类、原油、化学制品、茶叶盒手工艺品等。
两国贸易发展迅速，1972年，两国间的贸易额仅为8665万美元。1973年，两国的贸易额就达到2.16亿美元新的高度，比1972年增长约150%。并且还保持着稳定发展的趋势，建交后头三年，中澳贸易额不断高速增长。1978年的进出口总额是建交前1972年的10倍。﹝3﹞(P249)
（二）投资领域初具规模
    中国与澳大利亚在资金方面的合作主要由以下几种形式：政府贷款、开发援助、合资经营包括双方相互投资。﹝4﹞(P240)1978年澳大利亚同意中国享受澳大利亚对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澳大利亚向中国提供5000万澳元贷款，用于购买澳方基础建设设备和支付有关服务费用。这也是当时澳大利亚向外国提供的最大一笔贷款，这笔贷款通过出口财政保险公司为购买澳大利亚基建设备和有关服务提供资金。除了政府贷款外，澳大利亚也逐渐的开拓海外市场，适当的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加强了某些具体的领域进行合作。
（三）中澳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1973年5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派出了由海外贸易部长凯恩斯率领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并于7月签订了中澳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双方给与对方最惠国待遇地位；支持长期商品协议的原则，孤立技术交流，并规定每年举行会谈联合贸易洽谈；同时，组成中澳贸易联合委员会，由它负责定期商讨两国经济贸易事宜。同年，中澳还签订了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生铁、铁矿砂的三项长期协议。两国还达成食糖长期交易合同，规定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由澳按年向中国提供食糖。从此，双边贸易提升级别，从无组织的民间贸易上升到政府协议下的贸易往来，并为长期稳定发展双边贸易打下了基础。
（四）中澳建交初期贸易发展特点
    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双边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首先，在双边贸易方面，这一阶段两国经贸关系从发展传统贸易扩大到新的领域，双边贸易从民间贸易为主上升到以政府贸易为主阶段。其次，在相互投资方面，主要是以提供贷款方式完成的。但是两国的贸易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政治上的分歧严重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在70年代中期后，部分的受到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两国的贸易经历了两年的徘徊局面。
（五）中澳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
    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市场的作用，商品间的互补，还包括综合的政治因素，在此阶段尤为突出。
   （1）政治与经济相互依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吉尔平认为，“民族政府仍对经济事务做出主要决策，而且能够动用相当大的权利来影响经济后果。”﹝5﹞(P13)1972年之前，中澳间经贸关系只保持在民间层次上，无论是深度和广度上，都相当有限。中澳建交后，双方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外交、友好和合作关系。为两国的具体合作铺平了道路，解决了一些技术性的难题。政治上的稳定，两国人民的不间断的交流，消除了分歧，也为经贸合作带来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2）国际环境的变化促使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对峙，冷战格局形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一边倒”，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合作。但是由于苏联奉行大国主义政策，力图控制中国，而中国则坚持反霸斗争，抵制苏联的压迫，最终导致中苏分道扬镳，有兄弟关系恶化在70年代。此后中国积极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并于1972年实现了两国的和解。美国也放弃了对中国的围追堵截政策，与中国发展友好的经贸关系，这对紧随美国外交政策的澳大利亚而言，可以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实现两国贸易的正常化。而且60-70年代，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各国的科技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市场供应容量大；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基本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各种贸易壁垒减少，促进了商品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
    对澳大利亚来说，在此之前澳贸易严重依赖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在英联邦成立之前，其出口产品的70%输往英国，二战之前其比重仍占50%，在1951-1955年间虽有下降，但仍保持在36%。 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澳大利亚的传统农牧业产品出口受到限制，迫使澳大利亚重新选择市场，而中国的国内市场正为带来丰厚利润带来了保障。
    （3）“白澳政策”的废止
    1901年9月，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了自由党议员迪金提出的以“纳塔尔法案”为蓝本的《移民限制条例》，奠定了“白澳政策”的基础。但是基于澳洲地旷人稀，中西部大批国土有待开发，亟需大量的移民；二战中日本对英美澳的打击，使得澳大利亚对种族民族歧视政策的认真反思；﹝6﹞（P138-140）“白澳政策”严重阻碍了澳大利亚同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各国的正常往来﹝7﹞(P122)等因素，澳大利亚最终在1973年发表了新的移民政策，“全球一致，无人种、肤色或国籍之歧视”，最终废止了“白澳政策”。
二、快速发展阶段（1979-1989年）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澳大利亚也推进经济改革，两国都实现了长期持续发展。澳大利亚弗雷泽第一次海外之行的目标不是英国和美国，而选择了日本和中国，﹝8﹞（P379）可见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在正是由于双方经济的强劲增长，彼此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使两国经贸合作获得了内生动力，不断走向深入。中国的巨大市场给澳大利亚带来了稳定的需求，澳大利亚的产品出口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特有的贡献。1989年6月4日，中国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霍克总理和埃文斯外长，对我国平暴进行无端指责，并宣布取消霍克总理原定1989年10月访华的计划，停止两国间部长级官员互访。7月澳政府内阁会议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系统地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原则，单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有损两国关系的行动和措施，中澳贸易又跌到了冰点。
（一）双边贸易在规模、深度、内容上快速扩大。
    在此阶段，中澳贸易总体呈增长的趋势。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1980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首次突破 2 亿美元，中澳两国间的贸易额也达到近13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12.9%。1985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已从占澳的第10位上升为第5位，双边贸易额达12.59亿美元。1989年两国间贸易额上升到 18.9亿美元，创下当时的历史最高纪录，总贸易额比1950年增长近 225倍，比 1972年增长近17倍，比1980年增长 45.8%。至此，澳大利亚成为提供中国进口资源性产品的主要国家之一。
    从产品结构来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主要有纺织品和服装、土畜产品、工艺品、化工产品以及粮油食品等。其中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约占半数，轻工产品为14.8%，土畜产品为10.8%，工艺品为7%、化工产品占5.4%。﹝2﹞（P335）1983 年后中国对澳大利亚新增出口商品数量较多的有水果、蔬菜、茶、旅游物品、服装配饰品、体育比赛用品。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于羊毛、铝、铅、糖类等。纺织纤维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传统商品，其中羊毛出口占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额的30%左右。1987 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铅 156 万美元，铝 1353 万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铅来源国和第二大铝来源国。1989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砂超过 1000 万吨，创历史新高。糖类在双边贸易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澳大利亚已成为仅次于古巴和泰国的中国糖类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
（二）投资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
    自1978年起，澳就一直坚持通过援助的方式直接投资。80年代通过澳大利亚的政府贷款，中国获得很多建设所需的资金，建设了一大批技术比较先进的项目，如198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享利•琼斯公司和中国南宁农工商联合公私合营南宁菠萝种植场。此后，在广州、深圳、天津、上海、哈尔滨、秦皇岛、鞍山等地也出现了大批中澳合资企业。除政府投资外，澳企业也积极参与中国的投资，1979年，澳建筑材料公司投资1000万美元在深圳与中国合作经营鸟石古石场；1979年，澳出口金融保险公司建立长期信贷限额，以方便两国之间的贸易。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体系逐渐成熟，慢慢形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道理，在吸引澳外资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向澳进行投资。中国把投资重点放在澳大利亚的资源工业上，如中国第一次参与澳的重大开发项目：198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购买维多利亚波特兰炼铝合资企业10%的股票，价值约1.1亿澳元。为了更好的开展投资业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澳大利亚开设一个办事处。到1986年，中澳达成的合资项目已超过20个，另外还有37个合营项目在审议中。据中国方面统计，从1978年至1996年底，中国在澳大利亚设立的各种贸易性企业和生产性企业累计140家，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金额为4亿美元，占协议投资总额的26.6%。﹝8﹞(P385)
（三）双边贸易关系逐渐稳定
    1980年起，两国外交部建立了定期官员磋商，至1987年已经在北京举办了5此磋商；1981年10月中澳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澳技术合作促进发展计划协定》，协定谈到，澳准备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林业、矿物的勘探和提炼、散装货装卸、交通运输、港口设施、城市发展、教育等方面，给中国的一些项目提供财政支持；1985年堪培拉技术开发合作会议上，决定扩大1981年的协议内容，双方在地质开采、钢铁冶炼技术、煤炭工业方面的深化合作；1988年3月中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签署《中澳关于相互促进开发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的谅解备忘录》。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澳大利亚技术与设备对中国的出口，为澳大利亚公司和企业带来了商业利益。澳企业也积极参与对华投资和建设中。此外还有，1985年11月，中澳两国政府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988年7月，中澳两国政府签署《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1986年，两国建立了部长级经济联合委员会以协调经济关系。
    1984年澳政府还制定了“中国行动计划”，其主要内容为：促进和支持澳大利亚企业向中国的出口；支持澳大利亚商户参与在中国的商业合作；协助中国加强在非敏感的澳大利亚进口市场的地位等，目标是三五年内将贸易增加一倍。
（四）双边经贸关系的特征
    这一阶段，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双边贸易、投资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三个方面。首先，从双边贸易来看，双边贸易在规模、深度、内容上快速扩大。 其次，在相互投资方面，投资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第三，在双边经济技术合作方面，领域和规模在不断扩大。第四，高层互访不断。澳方皮科克总理（1979）、斯特里特总理（1981）、参议长麦克莱兰（1985）、霍克总理先后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访华、斯蒂芬总督（1985）、副总理鲍恩（1984）、外长海登（1983）访华。中国陈慕华（1979）、李先念（1980）、朱学范（1982）、赵紫阳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1983年先后访澳、万里副总理（1986）访澳。双方就一些贸易上存在的争议达成了共识，特别是赵紫阳访澳，澳制定了旨在促进中国对澳出口、扩大双边贸易的“中国行动计划。”
（五）该阶段发展的原因
    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本原因。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积极吸引外资，调整经济体制中不健全的部分，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做好了铺垫。从澳洲方面来说，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创伤，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霍克1983年3月就任总理后，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进行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国内的改革和国内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根据澳大利亚经济的特殊性，寻求新的经济合作伙伴和新的市场，霍克认为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愿意把中国看做一个特殊对话者，在农业、食品、贸易、矿产、海上开采石油等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对话。﹝4﹞(P.122)
    此外，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澳重视发展“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与该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和外贸关系。”﹝10﹞(P.23)在此阶段，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年增长达7.5%，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年均2.9%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3.0%的增长水平。特别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誉为亚洲“四小龙”。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区域一体化趋势进一步明显，促使中澳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三、越加成熟的经贸关系（1990-1999）
    虽然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后中澳政治关系急转直下，澳大利亚也开始对中国进行制裁。但双方的经济贸易，文化与技术合作仍然在徘徊中前进。因为多年以来中澳双方交往越加紧密，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加深，使双方都能够放下政治上的分歧，从经济上考虑双边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巨大市场及其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能够为澳大利亚带来巨大利益，而澳大利亚的技术和产品上的互补，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动力。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澳关系开始进入了理性务实的交往。1997年，澳大利亚联合政府发表了第一份《外交贸易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四对重要伙伴为美国、日本、印尼、中国，并将中国列为最重要对外关系之一。
（一）贸易发展概况
    1989-1990年，两国的经济始终在18亿美元左右徘徊，1991年2月，澳政府宣布取消对华制裁，最终在1991年突破了20亿美元的大关，从1991-1997年连续7年创历史记录，从21亿美元上升到53亿美元，扩大了1.5倍。1997年，中澳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持续增长，经济技术合作领域不断扩大。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1997年双边贸易额达5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8%；其中中方出口额20.5亿美元，进口额32.5亿美元。在1997/1998年度，中国为澳大利亚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七大商品出口市场，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 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稍有波折，中澳双边贸易下降为50亿美元。﹝11﹞（P.383）
    在双方的贸易过程中，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主要为羊毛、铁矿石、谷物、氧化铝等。1997年，中国进口澳羊毛价值9.9万吨，价值4.7亿美元。1998年，中国进口澳羊毛价值3.77亿美元。
（二）投资发展情况
    在整个90年年代，澳大利亚的对华投资主要包括对华援助和直接投资。至1998年底，中国利用澳援助已完成合作项目63个，正在执行的项目30个，澳方实际投入3.8亿澳元；中国利用澳政府混合贷款项目已经生效的项目有102个，协议总金额6亿美元，主要用于邮电通讯、农林、原材料、环保等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部分；1997年底，澳总理霍华德又再次宣布将向中国提供2000万澳元无偿援助，用于中澳两国政府部分在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该项目历时4年。
    在直接投资方面，1990年初，澳大利亚在华投资项目55个，协议投资额为2.37亿美元。1997年，澳来华直接投资项目累计3128个，澳资实际投入14亿美元。 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建材、纺织、电子等领域。1998年，中国累计批准澳在华直接投资项目3403个，澳方协议投资金额为50.6亿美元，实际投入15.1亿美元，主要分布在农业、建材纺织、电子等领域。
    澳是我在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1980年-1994年，我在澳设立的投资项目已超过130家，我方协议投资额为3.3亿美元。仅1990年一年，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项目为30个，协议投资额2.85亿美元。到1998年，中国在澳设立的各种贸易性机构和生产性企业就达169家，中方协议投资额近4亿美元。
（三）服务贸易的增长
    双方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旅游业上，从中国来看，90年代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人数不断增加，特别是1997年，中方批准将澳作为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并于1998年4月批准澳康联保险公司在华开设营业性机构。1998年，中国出境总人数为843.26万人，其中赴澳人数达到了10万了以上，其中商务旅游和赴澳学习者占了大多数。
    而澳来华人数随着交流的越加深入，澳来华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以1996-1999年为例，澳大利亚人来华旅游人数1996年为13.26万人；1997年为15.68万人，比上年增长18.12%；1998年为18.63万人，比上年增长18.81%；1999年则达到20.135万人，比上年增长9.2%。 到1999年底，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13大旅游市场。澳大利亚来华旅游者的类别主要分为三类：（1）商务旅游，1999年已占来华旅游总人数的40%以上；（2）过境旅游；（3）澳洲华人来华旅游，约占总人数的25%-30%。
（四）中澳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
    1993年6月，基廷总理访华，强调澳将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发展同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1994年澳总督海登和外长埃文斯、副总理兼住房和地区发展部长布莱恩•豪访华；乔石委员长等访澳。1994年和1995年，江泽民主席和基廷总理分别在印尼和日本大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1997年3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华，强调澳中两国要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1999年4月22日，中澳代表在上海就中国公民自费赴澳旅游的具体实施办法正式签署换文。1999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澳期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计划委员会与澳大利亚工业、科学和资源部关于在矿业和能源领域贸易与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和澳大利亚工业、科学和资源部关于在矿业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领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澳大利亚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领事职务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打击犯罪的合作谅解备忘录》等五个合作文件。双边一致同意建立中澳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1999年，江泽民主席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是两国建交后中国国家元首对澳大利亚的首次访问，宣布建立两国高层的定期会晤制度，并将就共同构筑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对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99年10月，中澳双方签署《关于在信息产业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
（四）两国经贸关系特点
    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广阔，两国的经贸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1）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多为原料和初级产品，约占对华出口总额的80%以上；从中国进口以纺织品、服装和轻工业产品为主。两国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处于逆差地位，贸易发展不平衡；（2）两国经贸关系是互补型的，目前双方已从贸易发展到投资、联营、技术转让和补偿贸易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经济合作。（3）澳大利亚对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其对日、美经贸关系的补充，有助于维护西太平洋的经济与政治稳定，促进澳大利亚对外事务的多元化。
（五）两国经贸关系成熟的原因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格局的终结。中澳双方受国际格局的影响，也逐渐的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放弃了唯意识形态论处理双边关系，坚持求同存异。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至1994年15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其中1992年和1993年，均达13%以上。﹝12﹞（P.239）
    从基廷总理执政开始，基于澳大利亚地理位置、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和国家的未来利益考量，澳大利亚实施了全面的“面向亚洲”的政策，并于1993年宣布为面向亚洲的标志年。澳大利亚提出的“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口号和政策，具体的表现在经济、外交、军事和外交与移民等方面。在经贸关系上的特点尤为突出，为了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政府组织力量，调整机构，加大投入，增派人员，进行市场调查分析，孤立和引导澳大利亚有关政府部分、企业进一步加大开拓和发展中国市场的力度。
    世界经济区域化与集团话趋势的增强，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和一个19国相互实行自由贸易的欧洲区的建立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使澳大利亚更增强了与亚洲合作的紧迫感，迫使澳大利亚寻求新的出口市场，而中国的正是理想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理想场所之一。此外，中国的关税改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92年42.1%，逐年下调。还实行出口退税制，降低市场准入限制等开放政策。
四、步入21世纪的中澳经贸关系（2000-2012年）
    自2009年江泽民访澳，达成建立中澳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后，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不仅仅是铁矿资源，截止2009年，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七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八大出口市场。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第一大货物出口目的地、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目的地、第一大旅游收入来源国。
（一）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迅猛，前景广阔。2001年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三大贸易伙伴。而到2007年，中国已跃居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双方贸易以平均每年27%的速度增长。仅2012年1-7月，澳对华货物贸易总额就达680.24亿澳元，同比增长12.79%。其中对华出口439.68亿澳元，同比增长15.91%，占其货物贸易出口总额29.3%。从中国进口240.56亿澳元，同比增长7.52%，占其货物贸易进口总额16.15%。实现贸易顺差199.12亿澳元。在资源方面尤为突出，2001年，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38万公吨的铁矿石，获得了将近1亿美元的出口利润。到201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297万吨 ，获得5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两国贸易关系的增长点不断变化，中国保持着澳大利亚葡萄酒第三市场。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澳、中双向货物贸易总额1038.92亿澳元（合1083.25亿美元），同比增长17.85%，突破千亿澳元。其中，澳对华出口654.35亿澳元（682.64亿美元），同比增长24.91%，占其货物贸易出口总额27.18%。从中国进口384.57亿澳元(400.61亿美元)，同比增长7.52%，占其货物贸易进口总额17.97%。实现货物贸易顺差269.78亿澳元(合282亿美元)。2001—2009年中澳两国双边贸易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双向投资的发展
    近年来中澳两国双向投资日趋活跃，发展势头总体良好，澳大利亚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国之一。
    1、澳对华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澳在华投资项目6073个，实际投入34.21亿美元；2005年，澳在华直接投资项目7401个，实际投入45亿美元；到2006年，澳在华直接投资项目为8130个，投资金额为50.3亿美元； 截至2008年底，澳累计在华投资项目8954个，实际投资额58.2亿美元。2009年底，澳累计对华实际投资额62.1亿澳元。其中，2007年当年澳对华直接投资21.27亿澳元，比上年增长114.63%，占同期澳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7%。
    2、中国对澳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在澳设立境外企业300余家，雇佣澳当地雇员约1400人；2008年在澳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新增1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2%，主要涉及能矿资源领域；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在澳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53.2亿美元，主要涉及能矿资源、服务贸易、制成品加工等领域。据澳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201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在外商对澳投资中排名第三，获批的投资项目达5033个，总价值149.76亿澳元。投资领域依次是矿业开发97.58亿、房地产40.93亿、金融保险5.58亿，制造业4.16亿，资源加工1.32亿，服务业1600万，农业400万。
    中澳双向投资发展迅速，近5年来澳累计批准中国投资近600亿澳元。中澳两国于2005年5月正式开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2010年6月，两国在北京进行了15轮FTA谈判，尽管双方在多项领域中存在分歧，在技术层面上停滞不前，但关于农业问题双方已达成谅解。如若双方达成共识，双向投资将会进一步扩大。
（三）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出口市场。澳外交贸易部数据显示，2011年，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总额1090亿澳元，服务贸易出口501亿澳元，而中国仍然保持澳大利亚服务贸易第一大市场，达57亿澳元。澳洲统计局（ABS）的数据，自2002年以来，中国游客的数量增加了350%。仅2011年6月份，中国游客数量就达到了53400人。2011-2012年的总人数则有59.4万人，同比增长18%，在澳洲600万外国游客中的占比10%。在2012年公布的1-5月份澳洲海外游客情况，中国游客增加了17%，人数突破5万人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预计今年中国游客数量将突破60万人次，而在2010年和2002年的数据分别是54.2万和15.8万。
（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取得的重大成果
    2003年10月，胡锦涛主席应邀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就深化中澳全面合作关系与澳领导人达成共识。胡主席应邀在澳联邦议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创中澳全面合作关系的美好未来》的演讲，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发展与澳关系的政策主张，得到了澳各界积极响应。双方签署了《中澳贸易与经济框架》以及能源、教育、质检、食品安全、水利、卫生等一系列合作文件。
    2005年4月霍华德总理和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两国经济关系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项全面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建立在2003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堪培拉时签订的经贸框架上。该框架承诺将进一步促进贸易往来和贸易自由化；促进广泛的重要领域中的战略合作；增强高层对话和合作以及在经贸方面的互访。
    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正式访澳，与澳领导人就发展21世纪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双方签订了《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协定》、《核材料转让协定》，为澳大利亚向中国核能计划提供铀矿，以及中澳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此外，两国还在农业技术协助和煤矿安全领域等领域签订了协议。同时，澳中“高层经济合作对话机制”第一次会议也签署了六个商务项目，包括能源与矿产的一系列产品，如铝土矿、铁矿石、天然气、煤和风能。2004年12月中海油与澳大利亚伍德赛德石油公司正式签订的为期25年的资源供应合同也于2006年正式生效。根据合同规定，澳大利亚伍德赛德石油公司将从2006年起连续25年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这项合同将成为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合同。
    2007年9月，胡锦涛主席对澳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悉尼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澳领导人就进一步发展中澳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五）中澳经济关系迅猛发展的原因
    中澳经贸关系迅猛发展的原因众多，人民币与澳元相对稳定的汇率，两国政府高层互访不断等，但更多的得益于双方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是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坚实基础和有力地推动力量。这种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结构方面的互补性
    中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已占据主要地位。对外贸易结构也显示出同样的发展趋势，即制成品出口已占据主要地位，虽然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但主要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则已明显具有发达国家的特征，即第三产业在GDP中占主要比重，第一产业和制造业则比重较低。在对外贸易结构上，农产品出口占澳大利亚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23%左右，是澳大利亚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创汇的主要来源。服务业的出口额也不断上升。在进口方面，工业制成品则一直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进口商品，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本国竞争优势的重新定位以及全球化形势下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这种需求将越来越旺盛。因此，从现有的产业结构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双方的互补性远高于竞争性。“澳中两国经济各有所长，两国经济优势又能被最好地相互利用，这种极强的互补性为双方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促使两国关系朝长期稳定的方向发展。”﹝8﹞（P.388）
    2. 技术水平上的互补性
    澳大利亚的优势产业是第一和第三产业。澳大利亚农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优越的天然条件，也来源于不断提升的农业技术水平。其农业的附加值链条较长，农产品的附加值较高，使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了竞争力，开拓更多的市场。中国除某些产业具有高技术生产水平外，总体来说，技术水平仍较为落后。大部分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仍是80年代甚至更早的水平；农业则基本上仍以劳动力投入为主，采用机械耕作的还相当少，农产品的加工水平也很低，基本上只能进行简单的粗加工，附加值很低。服务业主要以生活服务型为主，技术水平低。因此双方的差距及互补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将十分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扩大。
    3.在多边及区域经济合作中地位与作用的互补
    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多层次的对外贸易政策：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和双边贸易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上，澳大利亚一直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作为APEC成立的创始国，澳大利亚十分重视APEC的发展并积极推动APEC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双边经贸关系也是澳大利亚对外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贸易合作的层层铺开不仅使澳大利亚的外贸直接受益，而且将大大提高澳大利亚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则一直是重要大国，但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并不像澳大利亚那么平衡。首先在多边贸易关系上，中国长期处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在双边贸易关系上，中国虽然与东盟、日本、美国、欧盟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发展势头，但除了于2001年11月提出在未来10年内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外，再无其他更进一步的较为密切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可以说起步甚晚。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双方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不同的地位、作用以及经验形成了一定的互补关系，为双方在国际经济各领域进行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多层次沟通和交流
    中国和澳大利亚在相互交流中意识到，建立富有成效而又持久的关心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所有级别和所有领域内最大限度地扩大友好关系。﹝4﹞（P.231）在澳中交流过程中，主要形成了四个层次的交流平台。第一是政府高级官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副总理、贸易部长等的互访；第二层次，主要是省长和州长、市场、主要企业领导及其他人员的交流，特别是近几年的友好省州的建立，姊妹城市等等；第三层次是由政府委派各类的技术顾问、专家学者的互访和互派大、中学生和留学生，还有专门组织从事促进两国更多个人、团体以及专业性组织进行相互联系和相互了解，主要是一些政府间组织；第四层次主要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等等，在其中隐形的沟通渠道。

五、面向未来的中澳经贸关系
    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的世纪，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将转移到亚太地区。中澳关系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两国由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只要中澳两国政府严格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相互关系，两国在21世纪继续发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将是十分广阔的。由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中澳经济都在经历着迅速变化。两国经济各有优势，互补性强。澳中经济所具有的互补性和两国在风云变幻的亚太地区利益的相似性是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动力。﹝10﹞（P.2）两国的经贸发展应当站在战略高度，以全球眼光规划中澳经贸关系的未来，以多维空间拓展双边务实合作，携手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纵深发展。
（一）中澳经贸关系的总体特点
    总体而言，中澳经贸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澳经贸合作领域、层次、规模不断扩大。1972年以来，在市场的自决调整，中澳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及两国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中澳双方根据互利互惠的原则和各自的需求，积极发展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使双边贸易额增速极快，双方的经贸也从单一的贸易往来扩大到包括贷款、经济援助、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其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天然气、通信、农林牧业、环保、旅游用品等。双边的经贸关系在商品、投资、服务业等领域不断拓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在投资领域内，中国已成为澳投资的首选地之一。目前，近一半的澳企业对华投资项目和近60%的实际投资额在华投资，主要分布于建筑、交通、信息技术、食品加工等领域，预计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澳企业对华投资将会显著增长。
   2.中澳经贸合作重点突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在不同阶段禀赋不一，经济互补性强。能源及天然气在中澳两国的经贸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仅2000年，澳对中国出口的矿物燃料就增长了43%，其中石油及相关产品增长70%，天然气增长33.7%。2003年8月，中澳双方就中国选择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天然气投资公司作为广东省液化天然气项目资源的供应方达成协议，合同资金总额达250亿澳元。
   3.中澳两国的政治互信关系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莫定了扎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 澳大利亚在其对外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基础上, 加快了融人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步伐, 并特别看中了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并在亚太地区以及国际舞台上影响力日增的中国。在经过90年代初两国政治关系发展波折后, 中澳两国领导人寻求搁置争议、积极对话, 积极构筑两国间理性化的政治关系, 重点实现两国经贸关系的突破, 井以经贸关系带动其他关系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两国高层领导人、工商界代表频繁互访。霍华德总理先后6次访问中国, 开创了澳最高领导人来华访问的先例。2003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澳。2006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澳大利亚。访澳期间, 两国总理一致赞同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 紧紧抓住当前的重要机遇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基础上, 实现中澳21世至己互利共赢的全面合作关系。
（二）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双方经贸关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重大的隐患。段锡平等在2000年就提出了中国存在的一些潜在不利因素，如“技术和资本的差距可能使中澳贸易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供给和需求的情况看，我国所处的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加速与国际接轨的进程有可能对贸易条件的改善产生不利影响。”认为主要表现在。
    1.中澳贸易存在不对称依赖的关系。
    一国对另一国贸易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贸易量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双方贸易关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特别是不对称的脆弱程度。衡量贸易不对称关系脆弱性的指标主要是一国对另一国进出口商品的市场替代性。替代性越强，脆弱性依赖较小的一方在贸易谈判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定价权，它同时在双边经济合作关系中，具有更多的主导权。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矿产品贸易依赖性很强，特别是铁矿石的进口。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核心经济利益也集中在铁矿石贸易上。据中国海关统计，铁矿石是中国第四大进口商品，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来源地。鉴于此，中国对澳大利亚贸易的依赖程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矿产品的替代性很小，而造成澳大利亚在贸易谈判中往往拥有更多的定价权和主导性。
    矿产品一直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2009年出口额为24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4％，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3.4％。贵金属及制品是澳对中国出口的第二大类商品，出口额21.2亿美元，增长58.3％，占澳对中国出口总额的6.4％。纺织原料是澳对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类商品，出口额12.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8.1％。矿产品中，铁矿石在澳对华出口贸易中占有绝对重要位置。中国占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份额的一半以上。另外，亚洲很多国家如今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它们也构成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潜在出口市场。铁矿石的消费与经济关系直接挂钩，而且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采用长流程工艺生产钢材，这使得铁矿石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很强的刚性消费品。
    2.中澳产品结构不对称
    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市场替代性强，消费刚性比较小，在澳的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美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在此类商品的制造和出口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在澳大利亚的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周边发展中国家同样依靠成本优势，在澳大利亚此类商品市场上显示出较强的竞争潜力。对澳大利亚而言，从中国进口的几类主要制成品在上述市场上具有进口替代性。
按照敏感性依赖关系的定义，一旦切断这种贸易关系，在不做出其它调整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损失都会非常惨重，这说明两国之间确实存在较敏感的贸易依赖关系。但是，中澳之间这种依赖关系却是明显不对称的。确定脆弱性的关键问题在于，双方需要为其他可选择的替代方案支付的成本有多高。通过对中澳双边贸易结构和市场替代性进行分析，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脆弱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贸易脆弱性依赖程度，其中产生的权力明显倾向澳大利亚一边。这可能将导致中国在有关贸易的价格谈判中，处于不利位置。
    3.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还受到诸如美国、人权、中国的台湾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二战后,澳大利亚成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重要军事盟友,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支柱,和日本分别构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南北双锚”。作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南锚”,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澳美的这种特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澳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思维, 包括对华关系的发展。近年来,澳美联盟的走向特别是澳积极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9•11”后澳急于反恐而效仿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澳政治关系。尽管近几年澳大利亚在对局部政策方面包括台湾问题上发出与美国不同的声音,如称台海有战事不会自动站在美国一边, 但是考虑其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完整性、严密性、可行性的相对欠缺,这就为未来中澳的经贸关系持久快速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三）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具体措施
   推进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的途径：
   1．发挥比较优势，稳步推进中澳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和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中国在鞋类、帽类产品，文教体育用品，纺织产品，家具，金属制品，茶叶等饮料，非金属矿物制品，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等产品上竞争性明显，而澳大利亚在矿物产品上，粮食，畜产业，植物和饲料，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品，矿物燃料，动植物油脂及其产品和纺织原料的优势较大。中国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国内需求不断扩大，需要澳方发挥产品结构优势，实现互补。另一方面，澳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矿产和能源资源，其天矿石、铀、煤、矿砂和氧化铝等17种矿物资源的产量名列世界前六位，同时还是世界第五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澳2004年对中国的矿物出口量约占中国出口产品总量的60%，对中国矿物出口近十年内实现几乎500%的增长。
    澳大利亚而言，其国内市场狭小，对于国际市场依赖性强。中澳两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双方已互为非常重要的投资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能提高双方这些优势产业的产出，整体上促进双方GDP的增长，提高双方和世界的总福利水平，还可以营造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投资与商贸环境。中澳经贸关系的合作和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双方在周边事物中更加重要的角色。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能源和资源供应方面的保障。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些技术如电讯、导航、交通控制、港口建设、采矿、粮食储运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建设时所需要的科学技术。
    2.进一步增进互信，加强机制建设，提升中澳合作层次
40年来，经贸合作始终是中澳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和推动力。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反过来，政治的发展也会推动双边关系的深化发展。两国特别是澳工商界可以为增进中澳互信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为推动构建全面、稳定、成熟、健康的中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做出关键性的贡献。两国领导人应放下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考量对象，求同存异，形成稳定的双边关系。中澳双方应在相互交流和合作中，努力构建稳定的合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双边协商和移交机制，采取建立知识产权小组等方式加强在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协商。在监督机制上也应寻求进一步的突破。
    除继续发展稳定的经济机制外，双边的政治机制也应进一步增强。加强在联合国中的政治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会中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国际和地区性问题；保持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高层合作，通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针对热点问题交流看法；努力在太平洋论坛、东盟倡导的“10+3”等机制中，相互交流，增进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