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张秋生）

[关键词] 澳大利亚越南战争澳亚关系

[摘要] 战后初期远东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对峙发展为军事对抗时，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继朝鲜战争之后又参加了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其亚洲政策又走进了新的误区，它从二战中摆脱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转向追随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争夺远东霸权的政策，损害了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和自身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形象。越南战争对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亚洲战略防御构想开始调整；2、开始认识到本国战略安全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依靠军事条约或大国的庇护，而是建立在亚太地区和平、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基础之上。澳大利亚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3越南战争的深层次影响在于澳大利亚人对其传统的亚洲观和冷战思维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思考，为70年代以后澳亚关系的调整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战后初期，远东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日本从列强之一变为美国的占领区；中国上升为世界五大国之一；苏联在远东的地位大大加强；美国成为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霸主；英、法、荷试图重新树立战前在远东的地位。由战时美、英、苏雅尔塔会议有关协定所确立的雅尔塔体制一度维护了大国主宰远东国际秩序的局面。当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对峙发展为军事对抗时，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当权者认为亚洲被“共产主义扩张”之后，共产主义必然会像当年日本南下那样，向澳洲大陆扩张。[1]这种错误观点与美国在亚洲的遏制战略相吻合，因此，澳大利亚将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继朝鲜战争之后又参加了美国发动的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越南战争，在远东冷战冲突中扮演了一个不体面的角色。这样，50-60年代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又走进了新的误区， 它从二战中摆脱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转向追随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争夺远东霸权的政策，损害了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和自身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形象。

越南战争使“澳大利亚在它的历史中再一次站在两个世界之间。”[2]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政治对立，使澳大利亚再次追随美国，参加了侵越战争。与朝鲜战争不同的是，它是澳大利亚以履行东南亚条约义务之名，以“多米诺骨牌理论”为指导，在认为与其安全利益攸关的东南亚国家所进行的另一场有限战争。它不再是说的多，做的少，而是投入了相当兵力，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它从越南战争结局中得的教训也更大，与亚洲国家关系更值得重新审视与检讨。

一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举行“八月革命”， 建立了临时政府，宣布越南独立，而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经过长达八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7月签订了日内瓦协议，法国被迫撤军，而美国企图取法国地位而代之，插手越南，支持阮氏傀儡政权，并于1961年开始了由美国出钱出枪，越南出人的“特种战争”。

从日内瓦会议后至1961年，澳大利亚对南越形势关注不多，态度较为谨慎，其政策虽可确定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援助“支持吴庭艳政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3]但其参与越战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1954年，当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参加干预越南问题的联合部队时，澳外长曾说“如此干预是错误的……这不会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这会使我们处于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对立面。这很可能把我们牵连到与中共的纠纷之中。”[4]

1956年5月30日， 澳大利亚外长凯西在谈到越南选举时说：吴庭艳“在不引进外国军人，不建立外国基地方面已做出承诺……我认为，日内瓦协议完全不会失效或被破坏。”[5]甚至到1958年底，凯西还不了解南越形势的进展，即吴庭艳“不是在激动，而是在阻挠起义”。直到1961年10月，澳大利亚才开始醒来，而这时，澳大利亚还不知道美国总统肯尼迪已秘密开始了反对北越的战争。在得知南越的形势时，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的分析大多是悲观的。

1961年11月，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之后，美国集中军队支持南越。并在1961年11月17日首次要求澳大利亚提供军事援助。[6]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霍华德·比尔向澳政府建议提供反暴动的顾问人员和少量武装，其“原因是非军事的而是政治上的──让肯尼迪政府满意。”[7]

1962年初，南越政权要求澳大利亚提供军事援助。澳驻美大使于1962年1月16日重新向政府提出建议。当其建议还在考虑之中时，澳新美条约组织于该年5月8日－9日召开了理事会会议。会议“满意地评论了南越政权保卫自己反对共产主义暴动和渗透的决心。”[8]会议的观点对澳大利亚的越南政策产生了两点影响：一是奠定了澳大利亚对越南问题“政策的基础，”──“南越暴乱是共产主义的，北越应受到谴责。”[9]二是促成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南越提供军事援助。

在作援助决定方面，澳大利亚政府规定，援助将按照南越的要求并打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标签，以避免“任何对亚洲事务做不适当干预的压力。”1962年5月24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阿索尔·雷恩宣布派遣30 名军事教官去帮助南越训练军队。[10]他声明说，提供援助是根据《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进行的，但又强调说已指示去西贡的军人不能从事战斗。但这仅仅是一个借口，因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条款规定：任何缔约国派遣军队援助某一缔约国，事前必须和其它盟国磋商。[11]

1963年初美国要求澳派一个飞行中队的运输机和16名飞行员去南越，但被拒绝了。原因是：在澳大利亚这样明显的扩大卷入是难以解释的。1963年11月，吴庭艳政权被推翻的消息使澳大利亚政府感到震惊。澳大利亚外长加菲尔德·巴威克说：这个消息“给澳大利亚政府在理解南越崩溃的显著标志，尤其在1961至1963年间，或在对澳大利亚公众舆论解释政府寻求的卷入冒险的政策方面，都提供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失败的证据。”[12]

二

1964年4月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一致决定，如果需要的话，成员国应采取进一步的具体行动支持南越。1964年5月6日，美国再次要求澳大利亚增加援助，“要求提供更多的军事教官、反暴人员、皇家空军和军队医务队。”[13]澳大利亚驻美大使建议作出积极反应，“以便使澳大利亚能获得美国的信任并在将来一旦澳大利亚需要帮助，美国能分担它的债务。”[14]澳国防委员会扩展了这个建议的有限的内容，它认为南越是一个关键的战略地区，并引用“多米诺骨牌理论”。当时在澳大利亚和西方国家，出于对亚洲共产主义的误解与恐惧，“多米诺骨牌理论”颇为流行。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在10年前即1954年4月 7日所作的著名的对“滑倒的多米诺”原则的解释，又被澳大利亚政府重新捡起。埃森豪威尔曾说：“亚洲已有4亿5千万人处于共产主义制度统治之下，我们可不能轻易地承担更大的损失，”印度支那事件可能导致“失去印度支那、缅甸、泰国、整个半岛和印度支那。”从地缘上看，“它使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南方群岛、构成一条所谓的岛屿防卫线，”同时“这种地理位置还威胁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总之“丧失一个地区的可能后果，对自由世界是不可估量的。”[15]

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一定要阻止‘扩张主义’国家对弱小邻国的入侵，否则就会一场侵略紧跟另一场侵略，直到战争在澳大利亚海岸爆发。[16]

多米诺骨牌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对亚洲形势和越南战争的分析和决策。如孟席斯总理没有听从政府制定战略计划人员的忠告，断言“共产党接管越南将成为对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直接军事威胁的一部分”[17]，外长哈斯勒克在以后解释澳大利亚亚洲政策时也提出：“美国不能撤出越南，如果撤出，同样的冲突还会发生在其它地方……，将转移到泰国，如放弃泰国，将转移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及更远的地方。”[18]

澳大利亚流行观点也认为：“如果南越垮台，泰国很快就会崩溃，然后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用不了多久，敌人就会打到澳大利亚家门口。”[19]由于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再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养成抛开美国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使澳大利亚放弃了本可以对美国施加的反对越南冲突逐步升级的影响，反而竭力主张美国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且自告奋勇为进行这场战争分担部分费用。[20]

澳大利亚国防委员会建议再提供30名军事教官、军队后勤人员和6 架运输机，而西贡政权仍要求增派更多的军事教官。不久澳大利亚将教官增派至83人，还有皇家空军的6架运输机。1964年6月6日，第一个澳大利亚教官死于越南战争。美国还向澳大利亚提出了提供其他援助的要求。

关于澳大利亚派兵去亚洲参加越南战争的目的与意图，澳大利亚外长保罗·哈斯勒克曾在1964年9月3日对本国所有驻外使团作过详细、明确的解释，主要内容包括“(一)帮助南越对越共作成，反对北越对南方的图谋；(二)给予最后统一的希望；(三)保持美国在南越的积极存在；(四)阻止南越出现可能引起(亚洲)其它国家的崩溃……”[21]这些解释说明澳大利亚接受了亚洲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并表明澳大利亚希望和支持美国留在南越。

1964年11月底，当美国策划扩大战争升级，制定轰炸北越的“雷鸣行动”计划时，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打算有了更深的洞察。哈斯勒克被告知如必须加强对北越轰炸，美国希望澳大利亚出动空军参战，或至少支持对南越、老挝和泰国的保护。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国防委员会考虑有可能提供的进一步军事援助。1964年12月14日，美国总统约翰逊要求孟席斯提供200人以上的军事顾问、一些扫雷舰和其它澳军没有的项目。国防委员会报告说，因在马来西亚执行任务，扫雷舰不能派遣，17名顾问可以提供。1965年1月，澳大利亚决定为美国打气，促使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态度更强硬。澳向美表示，如美加强对北部的轰炸澳将给予支持，一旦舆论要求召开新的日内瓦会议，澳大利亚将反对，同时澳大利亚表示愿意派遣地面部队去越南作战。[22]

为了对其参与干涉越南问题寻找政治借口，应付国内外舆论，哈斯勒克在3 月23日对澳大利亚政策作了重要说明。其中对中国“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战争”进行了指责，将越南战争升级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他说：“南越现在发生的问题不是由内部不满引起的地方暴乱，而是由中国首次形成的共产党游击战方法与学说的运用，并且在北越被成功的使用。北京和河内政权都要通过游击战夺取政权并实行由中国人发展的亚洲共产主义学说……”[23]

不仅如此，60年代初期老挝政治形势的变化，1962年中国对印度实行自卫还击等亚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被澳大利亚不顾事实地指责为“中国的扩张行动。”

1965年4月29日，孟席斯总理向众议院通报，澳大利亚将派一个步兵营去越南参战。如所有其他部队一样，该营由正规军军士兵和股兵役的新兵组成。孟席斯说，这一决定是应越南南方政府的要求而做出的，而事实上，他在宣布这一决定几小时之后，南越傀儡政权的请求才到达澳大利亚。[24]这明显违反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中“若在条约保护国领士采取行动，须由有关政府邀请或取得其同意”的规定。[25]

同日，孟席斯在陈述澳出兵越南原因的演说中曾说：“南越政权被推翻，将是对澳大利亚和所有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直接军事威胁。这必须看作是共产主义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挺进的组成部分。”[26]孟席斯讲话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澳大利亚介入越南是为了对付来自中国的直接军事威胁”，这和以前国防委员会所作的“直接军事威胁仅来自印度尼西亚”“中国并未被预想采取侵略”的战略防御政策分析明显相左。孟席斯长期“强调澳大利亚对中国扩张影响的恐惧，他们以这种观点看待南越政权的存亡。但这与其说是视为军事威胁而不如是政治威胁。”[27]同年5月和6月，澳军1500人抵达南越，驻防边和，编入美国第173空降旅。[28]孟席斯制定的越南战争政策指导思想得到其后任自由党总理继承人霍尔特、麦克马洪、戈顿的支持和赞同，直到1972年工党执政后才得以扭转。

和两次世界大战相比，澳大利亚出兵直接参战的人数少了许多，但如与朝鲜战争相比则增加40多倍。从1964年到1972年，澳大利亚的正规军数目从22000 人增加到39000人，1970年最多达到44000人。在此期间，63700名国民军战士， 通过抽签以四比一的比例成为正式军人。不到四分之一的义务兵──15542人和26395名志愿兵一起先后在越南作战。[29]在越南战争中，澳大利亚的伤亡率约为九分之一，整个战争中共有474人阵亡，4307人多伤。[30]

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愈陷愈深，“特种战争”遭到惨败，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谴责。澳大利亚共产党和一些工党人士强烈批评政府派军去越南作战。工党领袖卡尔韦尔坚持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内战”，决不是“由北越共产党人的入侵而引起的。”澳大利亚将“原已少得可怜的军队再调一部分到国外去，将危险地削弱澳大利亚的防务。”[31]工党认为对东南亚最有效的政策是“应采取福利政策而非大炮政策。”[32]

1966年2月，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访问澳大利亚，要求“提供更多的援助。”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霍尔特领导的内阁于3月3日作出决定，“将澳大利亚兵力从1400人增加到4500人”，其中包括1/3的现役部队，余者通过征兵补充。霍尔特将这一决定通知约翰逊时，“强调说这是澳大利亚所能给的现存投入马来西亚兵力实际能力的高限”。[33]

1966年底，美国官方再次公开表示希望澳大利亚能提供进一步的援助。[34]南越总理阮高其也于1967年1月访问澳大利亚，商讨越南局势及其对策。 对于美国要求增加援助的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虽表示加以考虑，但已打了退堂鼓，作了很大保留。澳大利亚不愿增派兵力的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澳大利亚兵力有限，在南越所派兵力已达到了自己的顶点；二是英国已通知将从马来西亚撤出军队，新加坡形势也很复杂，澳大利亚对这些地区局势极为关心；三是澳大利亚本身经济也存在问题，而美国在澳投资由于约翰逊政府实行的利益平均税而受阻；四是南越军事形势在不断恶化，澳大利亚不愿成为牺牲品。[35]

麦克拉马纳1967年10月4 日在华盛顿会见澳财政部长麦克马洪时说：“美国的盟友在越南没有一个承担了合理的义务，包括澳大利亚。”[36]霍尔特二天后解释说：“澳大利亚需要知道，如果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发生严重麻烦，美国将做什么，以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决定他们在那里的作用。”[37]

尽管如此，出于寻求和美国建立紧密联盟与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入侵”的需要，最终还是使霍尔特政府在1967年10月17日作出增派1700名士兵、一个坦克队和大批直升飞机去南越的决定。这样，澳大利亚在南越的兵力超过了8000人，达到了顶点。[38]

赫尔特此举加剧了国内的中立和反战倾向，澳大利亚人从各种宣传媒介了解到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越南“使用凝固汽油弹、燃烧弹、杀伤弹进攻丛林中的村庄。西方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正在受到损害。”[39]有人认为，鉴于美国经过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后，孤立主义必然日益得势，鉴于英国退出东南亚，澳大利亚必须仿效以色列或瑞士的做法，实行武装中立政策。[40]而许多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发表反战演说，青年逃避兵役者日益增多。然而，赫尔特的继任约翰·戈顿在1968年初仍表示要坚持参加越南战争的方针，并于5 月制定了惩治逃避兵役的严厉法律。

1968年1-2月，北越发动的“春节攻势”虽然在军事上失利， 却在人们心理上赢得了胜利。越南战争是美国继朝鲜战争之后，在国外投入了又一场大规模的，也是最不得人心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动摇了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美国政府开始调整亚洲政策，准备推行“战争越南化计划”，而一向和美国保持一致的澳大利亚却未能适应美国政策的变化并与之协调，澳外长哈斯勒克甚至表现得比美国更“鹰派”。1968年10月4日，他还“呼吁不要停止对北越的轰炸， ”要美国“更坚定”，并预言，若不如此，“亚洲的冲突和危机……将永久存在……全球的未来与地区的安全将恶化。”[41]但哈斯勒克讲话后不久，美国就停止了轰炸，澳政府要求磋商，未取得结果，美国只提前两天通知澳大利亚，[42]当尼克松上台之后，美澳之间的磋商实际上停止了。

1969年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尼克松上台执政之时，世界政治格局正经历从两极向多极发展的深刻变化，美国正面临由顶峰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严酷的现实迫使美国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设法在基本不危及西方安全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行全球性退却。1969年7 月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从亚洲实行战略收缩的讲话，奠定了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

尼克松政府宣布分阶段地从越南撤军，使澳大利亚感到沮丧，他们虽仍认为“南越自治能够保存”，[43]不应撤军，但“澳大利亚在南越武装力量是撤是留最终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戈登政府仿效美国于1970年11月开始撤军。1972年初麦克马洪总理结束在越南的军事投入，1973年1月23日尼克松宣布越南停火时，工党新总理惠特拉姆宣布撤回所有澳军，最终退出了越南战争。

三

越南战争不但是美国亚洲政策的转折点，也对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亚洲战略防御构想开始调整。50年代前半期随着澳新英马实行四国联防，澳新美条约与东南亚条约组织先后建立，澳大利亚认为已完成了与美英结盟，构筑了东南亚集体防共的安全体系，实现了御敌于北部邻国的“前沿防御”目标。澳向马来半岛派兵，向泰国出动空军和参加越南战争皆为这一目标的组成部分。而越南战争的失败，使美英调整了亚洲政策，1969年英国作出了从马来半岛撤军的决定，美国脱离亚洲的局势也日趋明显。对澳关心的马来半岛，受越战困扰的美国“仅打算出钱支持它们──即答应在新加坡干船坞里修理海军船只。”[44]澳大利亚担心美国从东南亚退缩导致的“权力真空”会由中国或其它国家填补，使本国的“前沿防御”难以为继，失去安全缓冲区。现在在亚太地区一方面要求“和新西兰形成一股可靠的中等势力的国家，不但出于军事方式，而且作为一种旨在进行合作和导致稳健政策的欧亚力量在该地区出现，”[45]另一方面要与亚洲非共产党国家( 包括不结盟国家)建立更广泛、更密切和联系。调整后的亚洲政策已从前沿防御战略后退，它既要能抑制中国，也要将邻国争取得到西方一边，在周边地区确立澳大利亚的政治地位与影响。

(二)开始认识到本国战略安全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依靠军事条约或大国的庇护，而是建立在亚太地区和平、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基础之上。澳大利亚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增加，经济动力开始在澳亚关系发展进程中起日益重要的作用。在60年代，澳大利亚为菲律宾进行了大地测量，为越南建设供水系统， 并发起和参加了援助亚洲的科伦坡计划。 截至1968年6月，澳大利亚花费了1.6亿元，帮助印尼和巴基斯坦，还有文莱、尼泊尔和不丹等亚洲小国，并在澳洲一些大学定期招收了1.2万多名亚洲学生。[46]60年代末，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官方贸易有了大幅度增长，与中国的民间经贸文化交流也在发展。澳大利亚“在寻求市场的过程中，贸易开征服了意识形态的差异。”[47]苏联成为澳毛稳定的买主，中国为澳洲小麦提供了市场。中东、西亚的伊斯兰国家从澳进口了大量肉食和牲畜，同时，土耳其、黎巴嫩、埃及的大批移民开始从地中海东部涌入，以经济利益作为澳亚关系基础的新的探索和调整时代开始了。

(三)越南战争的深层次影响在于澳大利亚人对其传统的亚洲观和冷战思维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思考，它为70年代以后澳亚关系的调整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一个叫伊恩·特纳的激进反战者说：“这是一个文化和理性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变化的时刻，与这种变化同时出现的还有超越旧的政治准则的企图。”[48]当初那些在遏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旗帜下“毫无疑虑地走上越南战场”的青年人，那些赞成“在越南保留军事力量”的各阶层人士，被越南丛林中的血腥屠杀、电视屏幕上的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和无家可归的难民所震撼，也为美国逐渐削减海外义务撤离亚洲所迷茫。人们“看到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在越南用以代替共产党人的盲从和灰溜溜精神状态的，不过是可怕的空虚。”他们为此“感到痛心”。[49]西方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的被扼杀，1967年12月总理霍尔特的神秘失踪，那些在越战中“都不过是历史垃圾的亚洲要人的来访，”使人们对澳大利亚前途产生深深的忧虑──“难道要把放弃保存一个欧洲社会的企图作为生存的代价”？或者“我们这一代人是否因祖先的种族傲慢和自大而接受‘报应’”？[50]当1968年约翰逊宣布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即将在巴黎开始的时候，澳洲人并未大松一口气。参加越战的 60年代使传统的“宗教教义和政治教义在道德上的权威”迅速衰落。澳大利亚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当在北方(亚洲)怒号的强大暴风雨扫荡澳洲以前，这种繁荣还能维持多久？”[51]

总之，越战使澳洲人“不再受狭隘的、地区性的问题的限制，而成为世界范围内为道义抗争的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对“通过传统政治机构寻找补救办法的希望已经破灭。”开始对澳长期拒绝与亚洲国家进行深层文化交流而导致与亚洲民族在文化上的隔阂状态进行反思。70年代初期，惠特拉姆顺应了这种反传统的文化运动和世界历史潮流，与不同意识形态的亚洲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新的视角审视亚洲，终于使澳大利亚在内政外交上走出了困境，使澳亚关系出现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