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刘芝）

内容摘要：1982-1995年期间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状况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亚洲移民数量占澳大利亚移民总数比例不断攀高；其二，在亚洲移民内部，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移民所占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总量的比例不断下滑，而东北亚和南亚移民所占比例则有较大幅度上升；其三，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性别比例方面始终是女性占优势，虽然研究时期内这种性别比例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其四，亚洲移民主要是以家庭团聚移民和技术移民身份入境澳洲，而极少依靠人道主义移民或其它类型移民模式。此外，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年龄层次、职业状况、来澳前的居住地等也都有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战略进程。

关键词：澳大利亚  亚洲移民

澳大利亚具有悠久的移民历史。现今澳大利亚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出生于海外，大多数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澳大利亚人。在过去的两百这个国家的人口年间数量增长非常迅速，从1788年大约90万增至到20世纪初的大约300万人，1940年达到700万人，1975年达到1400万，1995年更增至1800万。

澳大利亚移民的来源国在此期间也有很大的变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还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尽管在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时期也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移民，但移民的主流仍然是讲英语的欧洲国家。非英国移民在经历了1901年移民限制条例后大量地削减，这个条例也就是著名的“白澳政策”的开端。在二战后，澳大利亚摈弃了原移民来源的定义，有选择地接受了大量欧洲难民，并且积极地从欧洲大陆寻找新的移民。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对亚洲移民仍限制颇多，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接受亚洲难民。从这个时期开始，亚洲移民在澳大利亚移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几乎有一半的新移民是来自于亚洲。1996年6月，澳大利亚人口中大约已经有5%是亚洲出生的。

本文主要讨论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基本特征。这段时间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模式有很大的改变，不仅移民来源国有很大变动，而且一些有关亚洲移民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特征也有很大的改变。本文勾勒和比较了在这12年期间亚洲新移民来源国移民情况的变化，并对此做出说明与解释。

本文研究是基于“入境卡”的问卷调查，通过该问卷我们大致可以获知有关移民的下列详细信息：1、出生的国家和居住的国家；2、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3、进入移民的类型；4、移民前的职业；5、在澳居住的城市；这些数据来源的主要优点是它覆盖了每个合法移民至澳的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入境数据仅仅是关于移民前居住的相关信息，而不涉及任何关于他们移民后的经历。另外，为研究方便，本文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12个亚洲国家为例，对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实际上，在1982-1995年这一研究时段内，这些国家对澳移民人口几乎占了澳大利亚亚洲移民人数的90%。

一、重要的移民来源国

    在1982-1995年期间澳大利亚每年的移民人数都有很大的变化。1983-1984年移民人数还不到7万，1988-1989年便猛增至14.5万，1993-1994年又迅速降到7万。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移民人数发生如此大幅度的变动，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原因和移民政策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澳大利亚经济面临深度衰退，社会精英们一致认为，1970年代那种依靠矿产、能源等资源行业所获得的经济繁荣是难以持续的，澳大利亚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向，那就是围绕高科技产品和服务重塑澳大利亚的经济，而这就需要大量可靠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此，政府决定，为挽救澳大利亚经济，必须大力引进移民。从表1所示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衰退期间，澳大利亚移民却在迅速增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移民高峰时期。由于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还大量批准海外移民，这便出现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有些违背常理的现象，一方面本国劳动力市场饱和，另一方面移民又不断涌入，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导致国内民众的不满。但民众的呼声并未产生立竿见影之效，当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再度呈现衰退状态时，澳大利亚政府继续降低了移民标准，移民人数也随之增多，这种移民大量涌入的情况差不多又持续了有四年时间。在澳大利亚移民处于高潮阶段，从表1中可以看出，这段时间亚洲移民进入澳大利亚的数量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

根据表2所示，在1982-995年这个课题研究时段内，1990-1991年和1991-1992年是澳大利亚接纳亚洲移民人口最多的时期。亚洲出生的移民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增长至80年代末。在这段来自新西兰和欧洲的移民数量却有所减少。这种改变开始于1988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将移民重点由家庭团聚类转移至商业经济类。这意味着，从这一时期开始，移民澳大利亚的大都是年轻的、拥有较高专业技能的亚洲人。由于澳大利亚移民来源国家的变化，使得入境卡数据也显示出移民澳大利亚种族的变化。例如，在1994-1995年亚洲出生的移民在整个移民群体中占48.7%，而在以前，这个数据是37%。

在1982-1995年期间，来自不同亚洲国家出生地的移民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见图1）例如，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澳大利亚移民数量在这段时间里所占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总量的比例不断下滑，从1982-83年的69.9%降至1994-95年的45.9%。东南亚移民占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总量不断下滑，其中尤以越南为代表。1983-1984年越南人移民占澳大利亚亚洲移民定居者的35.7%，但到1994-95年度，其所占比例却下滑至15.7%。相反，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出生的移民在这段时期内数量有很大的增长。来自南亚的移民，特别是来自印度的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亦有很大的增长。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部分原因是因为1988年的菲茨杰拉德报告的影响，使得澳大利亚政府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将移民重点由家庭团聚类转向商业经济类，这就导致东北亚和南亚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大量专业技术人才蜂拥而来，而主要是依靠家庭团聚移民政策迁徙澳洲定居者则其移民空间深受挤压，进而导致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移民数量在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总量中所占比例不断下滑。

图1     亚洲主要地区出生到来者的年份及数量比例

资料来源于：BIMPR，大量调查到来的人数

二、亚洲移民的性别比例

1982-1995年这段时间，亚洲出生的移民在性别上有很大的不平衡，特别是女性（见表5），在研究时期内有很大的波动。这种涨落波动在东南亚出生的群体中表现最强烈,1983-1984年男女比例为92.6：100,但1994-1995年则降至61.6:100。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个东南亚的移民定居者以越南出生的占大多数，并且数量可观。在20世纪80年代初越南移民中男性占压倒性多数，而在90年代初期占主要的却是女性。

全部东南亚移民中,越南出生的与其他主要地区例如菲律宾出生的群体相齐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三倍多的女性和男性来自这个出生群体的移民至澳大利亚。尽管这种趋势在研究这段时期内有部分的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但在1994-1995年的女性移民仍然有很大的不平衡。菲律宾出生的移民性别平衡发生扭转的主要原因是,这个群体作为配偶或在澳出生的未婚妻所占的比例有很大的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移民天平也转向了女性，这部分是因为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男性多数从他们的家乡携带妻子入澳。

在1982-1995年这个时段内,东北亚出生的移民的性别也发生了变化，只是变化的幅度不如东南亚移民。香港作为东北亚移民至澳的主要地区，它的性别平衡在研究阶段的后几年基本保持平衡。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出生群体，女性移民的人数明显比男性占优势。

直到1994-1995年东南亚到来者的性别平衡才重新转回到男性。在1992-1993年，南亚是亚洲地区唯一一个男性比女性多的地区。这里面包括澳出生的男性将亚洲配偶和未婚妻接到澳大利亚，也包括亚洲出生的男性（或年龄稍大的男孩子）他们自主移民并随后将家庭其他成员担保入澳。因为有少数的亚洲男性选择从他们家乡寻找妻子，而不是从定居在澳的女性中选择一位结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女性的平均年龄比男性活的时间长，所以有一群不成比例数量的老年人将他们的小孩担保移民至澳，并且绝大多数是女性。

图2   亚洲出生到来者的年份、出生地及性别比例

资料来源于：DILGEA即澳洲移民部门、地方政府和种族事务部（未公开发表的数据）

三、亚洲移民的年龄状况

在研究期间亚洲出生的到来者的平均年龄保持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东南亚国家出生的移民的平均年龄比东北亚和南亚出生的移民要低。（见表6）

总之，在1994-1995年移民澳大利亚的亚洲出生的与非亚洲出生的平均年龄是差不多的。（图3）对于所有的出生群体来讲，中国出生到来者的平均年龄特别地高，但是各个出生群体间的差距并不是特别显著。这可能是有一群来自华人地区（香港、新加坡、台湾）的年老移民都是在中国出生的，这必然会增加中国出生移民的平均年龄。

              图3   亚洲出生到来者的年份、出生地及平均年龄

资料来源于：DILGEA即澳洲移民部门、地方政府和种族事务部（未公开发表的数据）

大多数年份南韩出生到来者的平均年龄是所有出生群体中是最低的。在1983-1984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仅有11.8岁。澳大利亚家庭收养韩国小孩的传统，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个群体平均年龄低的原因。尽管在我们研究的时期内，这种收养活动还在继续但总的南韩出生的到来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很大的增长，冲淡了由收养造成的年龄变化。南亚出生到来者的平均年龄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但在1994-1995年亚洲出生的移民的平均年龄却有小幅度上升的趋势。

 四、亚洲移民的婚姻状况

在1994-1995年超过三分之二亚洲出生的移民在他们到达澳大利亚时已经是已婚人士。来自南亚的移民是亚洲三个地区中最多的，其次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东南亚移民的低婚率或许可以解释他们的低平均年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低婚率都可以反映出是低平均年龄。

图4显示出性别是一些亚洲移民国家婚姻状况的最重要的变数。1994-1995年吸收移民的性别差异是南亚出生国家的显著特征，有相当高比例的女性在移民澳之前已经结婚了。这种差异同样在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表现地很明显。此外，亚洲出生的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的数量多。这表明有些女性可能是与她们群体之外的男性结婚，不过也有可能是她们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与她们的丈夫不同。

1994-1995年吸收的亚洲移民被描述为‘离异者’的比例比非亚洲移民要少很多。普遍来讲，女性更多地描述她们自己为离异者。出生于马来西亚、中国和南韩的女性比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更多分类她们自己是离异者。并且出生亚洲的移民也比非亚洲移民更少地描述她们自己为‘独身’。有大量出生于柬埔寨、马来西亚、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女性在她们来澳时已经是独身人士了。

    图4  根据性别、到来年份和出生地区亚洲出生到来者在15岁以上的比例

资料来源于：DILGEA即澳洲移民部门、地方政府和种族事务部（未公开发表的数据）

五、亚洲移民的移民类型

移民进入澳大利亚是通过四种类型：家庭团聚类（加入了新型已居住在澳的纯粹家庭），商业经济移民(基于技能或投资当雇主或带着大笔钱财投资商业)，难民和其他特殊人道主义移民，和其他种类的移民。其他种类类型主要是针对那些达到了身体标准没有犯罪记录的自主愿意移民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市民。这种类型同样也包含澳大利亚市民在海外所生小孩的进入和先前是澳大利亚人后来成为其他国家市民移民的进入。亚洲出生的移民通过此项类型进入澳大利亚的人数正在增长特别是出生于台湾和柬埔寨的移民特别的多。

在研究时期内，移民政策有一项很大的变化。基于1988年菲茨杰拉德的报告，发现移民比例的增长最快是的商业移民，而传统的家庭团聚类移民则有很大比例的减少。这表明这一时期移民的水平很高。然而，一旦水平降低，澳政府就陷入对其他群体接收家庭移民和难民压力之中。

表8显示出在研究时期内不同阶段亚洲移民入澳的不同类型。这表明1988年的报告移民类型没有对出生亚洲的移民有很大的影响。的确，亚洲出生的移民在大多数年份内，家庭团聚类型仍然是到达澳的主要类型。正如亚洲移民对澳是新人来说，亚洲移民更多的是以家庭团聚类进入而不像欧洲的其他移民群体进入类型多种多样。与此相反，在研究的十几年间亚洲移民的难民或其他类型进入澳大利亚的比例严重降低，从1983-1984年的40.7%下降至1994-1995年的9.9%。

图5表明在1994-1995年期间，出生亚洲的移民比非亚洲移民更可能以家庭类或技能类进入澳大利亚，而很少以难民或特殊人道主义类型进入。在技能类型中也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商业技能类型移民的不同比前两年要小，有9.9%亚洲出生的移民是以商业移民身份入澳的。大量比例出生于亚洲外的移民是以难民身份入澳，同样的，更多的是以其他身份入澳，主要是新西兰的市民。

亚洲的三个地区中移民进入的类型也不相同。表9勾勒出1994-1995年之它们间的不同。有三分之二出生于东南亚的移民是以家庭团聚类进入，仅仅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亚出生的移民和43%南亚的移民是以此类型进入的。东北亚出生的移民以家庭团聚类型进入的比例比前两年要高（现54.7%，相比较于1992-1993年的37.8%），南亚出生的家庭团聚类进入的移民比例也要稍微高一些。在东北亚出生移民的案例中，家庭移民比例的增长相对也是商业移民技术移民类型要低一些。总的女性移民的吸收从21.8%降低至8.1%。然而，出生于南亚的案例中家庭移民比例的增加相对应的则是以难民或其他人道主义移民类型比例的大量降低（主要是出生于阿富汗），从1992-1993年的11%降低至两年后的3.9%。

       图5  1994-1995年亚洲各出生地到来者进入类型的比例

资料来源于：BIMPR，大量调查到来的人数，1994-95

在我们研究的十几年间，移民进入的类型也有相当大的变化。在1983-1984年超过一半出生于东南亚的移民（50.5%）是通过难民或特殊人道主义类型进入，并且只有超过三分之一的（35.7%）是以家庭团聚类进入。例如，81.1%的越南出生的到来者是以难民或特殊人道主义类进入，菲律宾出生的移民有90.9%的是以家庭团聚类进入。

在1983-1984年来自东北亚的移民有三分之二是以家庭团聚类入澳（64.9%），是1992-1993年比例数据的两倍，并且比1994-1995年的比例要高，剩下其他的主要是以技术移民类型入澳（27.3%）。1982-1983年南亚出生的以家庭团聚类进入的与东北亚很相近，占到66.6%，剩下的有19.9%是以技术类型进入，有11.8%是以难民或其他人道主义类型进入。

尽管东北亚出生的移民以难民或特殊人道主义类型进入澳的比例下降，但东北亚的一个出生地印度尼西亚却在难民或特殊人道主义类型方面的数量正不断地攀升。在1992-1993年超过三分之一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是以难民类型进入的。这些人中主要是出生于东帝汶的人，但是也有少量出生于印尼难民营的印度支那的小孩，两年后这个数据又降低到3.2%。

不是所有出生于东南亚的都符合家庭团聚类和难民类型，也有大量出生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移民在研究时期内主要的移民模式为技术性移民，表明了这种特征也依然与东北亚和南亚的出生地相联系。只有非常少的东北亚移民是以难民或特殊人道主义类型入澳，大多数这个地区的到来者都是以技术类或家庭团聚类进入澳大利亚。有极少但正在增长的亚洲出生的移民是以新西兰市民的身份入澳。尽管其比例很小，但对某些出生地来讲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在1994-1995年，16.2%的台湾出生的移民和8.9%的柬埔寨的移民是用此方式进入澳大利亚的，这或许是因为澳的移民标准收紧才使得很多人走起了‘后门’即先移民至新西兰，然后再从新西兰移民至澳。

在1982-1995年间，技术移民类型的内容有新的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它还是包含于商业移民类型中。那就是说一个移民需要带上足够多的钱才能进入澳大利亚开展商业活动。用此种方式进入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的比例和数量在近几年有明显的下降，但印度尼西亚是个例外。它显示出大量增长的商业移民至澳，1994-1995年主要的亚洲出生地提供商业移民的是印度尼西亚、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南韩和中国。有些中国出生的商业移民在移民澳大利亚之前可能在其他地区，或许是香港或台湾居住过。

只有极少来自南亚的移民是以商业移民类型至澳，更多的是以其他的独立技术类型或家庭团聚类型进入。对于商业移民的数据不仅仅包括主要的申请者，还包括来投靠主要申请者的直系亲属，反之在其他技术移民类型的家属应包含于家庭团聚类之中。因此，对于商业移民类型应小心对待。

六、来澳洲前的职业

     移民在到来之前，会被询问到在他们到来澳大利亚之前的一段时间所从事的工作。1992-1993年，仅仅只有超过半数（50.8%）亚洲出生的到来者有过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比例接近于总的移民）。剩下的，大部分主要是无工作的小孩（61.8%）或从事家务工作的妇女（29.7%），并且还伴随有4.3%的退休人员和3.8%的学生。整个亚洲地区的差异性很小。

     然而在这三大亚洲地区到来者的工作类型却是截然不同。在1994-1995年，那些在移民前有工作的到来者，比起东北亚（74%）和南亚，东南亚移民有47.8%在从事技术类工作。同样的，这三个亚洲出生地区技术工作的移民与先前两年是类似的，表明了移民类型平衡的改变特别是家庭团聚类型移民比例的增加。这一时期出现了亚洲技术移民进入澳没被影响的情况。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团聚移民主要的要求是来自亚洲出生的只原始地以技术移民类型入澳而不考虑以配偶或盎格鲁·撒克逊澳大利亚人或作为难民身份入澳。这种改变也反映了移民来源国雇佣情况的变化。

来自东南亚不同国家的到来者其工作经验也不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到来者成为技术类雇佣人员也是最多的。然而，东南亚出生地之间的不平衡比前两年稍小一些了。特别是来自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移民的技能水平有很大的提升（达到目前的21.4%、48.5%和52.9%）。图6表明了1994-1995年几乎有60%的柬埔寨移民在到来澳大利亚前是没有工作的。但从两年前开始有明显的改变（只有18.2%是无工作的），这可能与柬埔寨移民以难民身份进入澳的原因有关。1994-1995年越南和菲律宾出生的移民也有大量比例的在进入澳大利亚之前没有工作。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在到来澳大利亚前是经理或行政人员，比所有其他在研究时期内来自亚洲的比例还要高，比台湾出生的还要高。有超过40%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移民在他们本国是专业人士。大量越南出生的技术性移民是商业人士。

在1994-1995年，有四分之三的东北亚出生的定居者在到来之前有过技术性工作的经历。那些出生于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更可能被雇佣为技术性人才。在这种模式下，大量出生于香港的移民的工作是专业人士，出生于台湾的人更容易被雇佣为经理或行政人员。除了南韩（23.1%），其他出生于东北亚的定居者在来澳之前的失业率相当的低。1994-1995年超过80%出生于南亚的移民在到来澳大利亚之前被雇佣为技术性人才，大约有一半被雇佣为专业人士。与东北亚不同，只有极少的出生于南亚的到来者先前被雇佣为经理或行政人员，还有极大比例（16.8%）的被雇佣为贸易人员。只有极少出生于南亚的移民表明他们在到来澳大利亚之前是没有工作的。

图6  1994-95亚洲出生到来者的主要职业构成

资料来源于：BIMPR，大量调查到来的人数，1994-95

七、来澳洲前的居住地

在研究时期内，大多数亚洲出生的移民在移民澳之前是居住在亚洲。（见图7）但也有大量移民在来澳之前不是居住在亚洲地区。主要是来自大洋洲（大多数来自新西兰），其中包括有16.9%台湾出生的，8.8%是柬埔寨出生的，7.3%是马来西亚出生的，4.1%是中国出生的和3.5%是越南出生的移民。1994-1995年来自印度的移民来源于各种地区，包括中东（4.8%）、大洋洲（2.7%）、北美洲（2.3%）、非洲（1.5%）和英国（1.4%），反映出印度移民的范围广阔，来自斯里兰卡的移民同样也来自大量不同的地方。

图7  亚洲出生到来者在到来前居住在亚洲的比例

 资料来源于：DILGEA即澳洲移民部门、地方政府和种族事务部（未公开发表的数据）

在1992-1993年，接近三分之一的印尼出生的到来者（32.7%）从欧洲大陆来到澳大利亚，并大多数是来自于南欧。还有大量东帝汶的移民是由葡萄牙的难民营中的难民组成。那些来自北欧的移民也包括讲荷兰语、印尼人和荷兰种族的小孩，那是殖民时代的遗留。在1994-1995年，印度定居者来自欧洲大陆的比例还比较低，只有2.8%，那是因为难民吸收比例的降低。

八、想要居住的州

在到达澳大利亚时，新移民会被询问想要在澳大利亚哪个州定居。表12表明在研究时期内，最受亚洲出生移民欢迎的是新南威尔士州，其次是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在此时期内发展得很受欢迎，吸引了大规模亚洲出生的移民前往。尽管在1994-1995年人数有一些下降，但总的趋势还是保持以前一样。昆士兰州在很长时间发展得也很受欢迎，移民喜爱南澳的程度降低，西澳在受欢迎程度上也有所下降。

图8  1992-93亚洲出生到来者想要居住的州的比例

资料来源于：BIMPR，大量调查到来的人数，1994-95

图8显示出，在1994-1995年有接近半数的亚洲移民想要移民到新南威尔士州。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择维多利亚州和大约10%的移民选择昆士兰州。这三个亚洲子地区移民的选择也有很大的。例如，在1994-1995年，昆士兰州吸引了大量来自东北亚的移民而不是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移民。东南亚的到来者则十分青睐西澳，但东北亚和南亚的移民却不是这样认为的，而东北亚到来者比起其他地区更喜欢选择居住在维多利亚州。

1994-1995年地区之间的选择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高比例台湾出生和香港出生的移民喜欢昆士兰州，而南韩出生的移民则压倒性地选择了新南威尔士州。在东南亚出生群体中，新南威尔士吸引了大量菲律宾出生的移民，而来自印度支那地区的到来者则十分喜欢维多利亚州。在研究时期内，西澳吸引了超过40%的新加坡出生的移民，也同样吸引了四分之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出生的移民。在南亚出生的到来者中，超过半数出生于印度的移民选择了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则大量吸引了斯里兰卡地区的移民。

分析移民到来后想要居住的州的数据与移民前职业的数据，看这些因素是否有关联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只可惜这些数据没有保存在入境卡内。很可能的是移民在移民前从事的是制造业工作的也会选择工厂比较多的州。例如，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那些对商业感兴趣的可能会更多地考虑经济气息浓厚的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和西澳。这些限制性的数据也表明在移民前是技术类工作的移民只有很小的区别，基本上会选择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66.7%的移民先前从事技术类工作选择新南威尔士而62.3%的选择维多利亚州。也有高比例的先前从事技能类工作的移民选择了昆士兰州，比例高达70.7%，相反只有很少的人选择南澳（52%）。或许这也反映了这些州每个移民的来源地。移民同样也可能在最初根据他们的决定与先前移民选择不同。例如，大量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生的移民最终是选择了西澳。

三、结 论

   研究1982-1995年期间亚洲国家移民澳大利亚的基本情况,可以发现,这段时期澳大利亚的亚洲移民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亚洲移民数量占澳大利亚移民总数比例不断攀高；其二，在亚洲移民内部，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移民所占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总量的比例不断下滑，而东北亚和南亚移民所占比例则有较大幅度上升；其三，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性别比例方面始终是女性占优势，虽然研究时期内这种性别比例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其四，亚洲移民主要是以家庭团聚移民和技术移民身份入境澳洲，而极少依靠人道主义移民或其它类型移民模式；其五，就婚姻状态而言，与男性相比，移民至澳洲的亚洲女性更多的是已婚者。此外，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年龄层次、职业状况、来澳前的居住地等也都有了许多变化。总之，在1982-1995年期间，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变革，澳大利亚亚洲移民的来源越来越丰富，移民类别、移民层次、移民素质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战略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