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赵辉兵)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正式形成的澳新美联盟是美国全球联盟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成因主要有：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及亚太政策的调整；澳新两国对地区安全保障的寻求以及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推行。一言以蔽之，该联盟的形成，是上述多种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下的历史产物。

关键词：澳新美联盟 防御圈 地区安全保障

伴随着《澳新美安全条约》于1951年9月1日签署，1952年4月29日的正式实施，澳新美联盟正式形成。通过该联盟，美国成功地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纳入到其全球遏制战略的轨道，便利了冷战初期美国的亚太政策的转向，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说，通过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有利于抵消自身所面临的“共产主义扩张”和战后日本潜在的军国主义复活的双重威胁，进而借助美国的力量，在南太平洋地区发挥特殊影响。[1]那么，到底是哪些力量与因素促成了该联盟的形成呢？笔者拟在充分运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探究澳新美联盟形成的重要的主观与客观因素。

一、二战后国际格局的转换是澳新美联盟形成的客观前提

战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昔日的大国，已黯然失色；德国此时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一段时间内很难东山再起；英国也元气大伤，成为夕阳帝国。整个西欧一幅破败景象，政治稳定与经济恢复迫在眉睫。日本战败投降并被美军占领，其国家也濒于崩溃边缘。只有美国一家在二战中非但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国力空前加强，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苏联尽管其实力落后于美国，而且惨遭战争破坏，元气有待恢复，但是其在战争中所做的巨大贡献、不可估量的经济潜力、强大的军事实力、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其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加之，由于战争而导致殖民国家的衰落，欧、亚、非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运动即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整个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对比。同时旧帝国的衰落或崩溃导致政治权力真空的出现，亟待填补。战后世界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亟需美国的帮助与扶持。英国当代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样形容当时的世界，“历经经济大萧条、法西斯、战争，自由资本主义总算从这三场灾难中死里逃生。但是前途多舛，继之而起的尚有革命风潮在全球各地的挺进。随着苏联在战后崛起成为超级一霸，如今各方的革命遂聚集在它的大旗下联合成军。”[2]基于此，西方国家感到极大的威胁与不安，对急于称霸世界并向全球进行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美国来说，更是如此。迪安·艾奇逊不无忧虑地描述当时的情景，“一个世界体系与支持它的力量的消失，和苏联的力量与野心的增长，意味着只有依靠美国的物质力量和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才有可能保持各国的独立和完整。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具备这种必要的力量。”[3]

随着德、日法西斯力量的崩溃，美苏战时同盟逐渐失去了合作基础；加之，随着苏联的崛起，美国国内的“反共主义”势力逐步抬头，此时其它西方国家都处于弱势，美国更认为维护资本主义体制非己莫属。因此，美苏在战后世界安排和欧洲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在经历了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及美苏在东欧问题与德国等战败国问题的一系列较量后，美苏双方逐步调整对外政策。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与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为标志，美苏逐步地走向全面对抗。“冷战不久便成为一种错综复杂、交互引起连锁反应的过程既牵涉到真正的原则分歧，真实的和臆想的利害冲突，又包含着范围广泛的误会和误解。每个超级大国都狂热地认为，其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取决于它们关于世界秩序的具体看法能否实现。每个超级大国都竭力推行其明确表达和极其珍重的原则，结果使另一个超级大国更加担心它企图发动侵略。苏联在东欧、伊朗和柏林的所作所为及其他地方共产党的活动情况，似乎证实了西方认为苏联是扩张主义的看法。美国的战后政策，特别是它表现出的对东欧的关切，在俄国人看来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两个超级大国都很固执地证实了对方的恐惧，于是双方进而使冷战更趋严重。”[4]

二、美国全球战略及亚太政策的调整是澳新美联盟形成的先决条件

面对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正如曾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所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根据新的条件加以改变，以便应付这些变化。这个政策必须是担当起领导责任和艰巨的任务……”[5] 美国主宰世界的计划，是罗斯福在二战期间设计和确立的。该计划包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创立联合国组织，二是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企图通过这些国际性组织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即确立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6] 然而，罗斯福所倡导的以大国合作为基本形式，以联合国为重要载体的集体安全体系，很快被其继任者杜鲁门所放弃，转而实施对苏的全球遏制战略。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由于美国以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天然领导者’自居，联合国内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主导下的和平机制实际上悄然瓦解，军事联盟被美国决策者视为维护国际秩序的一种工具。”[7]

二战后亚太局势的变化是美国的亚太政策调整的重要前提。随着日本的战败，亚洲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美国对其亚洲政策逐步进行了调整。根据1948年12月制定的NSC48/2号文件，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一旦发生对苏战争，在西方进行战略进攻，在东方进行战略防御”，而“美国最近的目标就是要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遏制和降低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使之不致威胁美国的安全。”[8]据此，战后初期的美国逐步形成了以战略防御为核心的亚洲政策：一方面，美国放弃了罗斯福在二战中制定的扶中抑日的亚洲政策，开始重视和扶植日本，以便抵制苏联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可以说，美国考虑到在亚洲极有可能“失去”中国的前景，使得战败后的日本逐渐成为其调整亚洲政策的重心。对此，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强调：“在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名义上敌对的中国面前，我们美国人可以感到相当安全；而在一个名义上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危险，已在太平洋战争中表现出来。”[9]另一方面，加强扶植东南亚国际的反共力量，“要尽一切努力增强其在菲律宾、冲绳和日本的整个地位”。[10]基于此，凯南提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理想战略，即防御圈战略（the defensive perimeter）应该是：第一，努力使亚洲大陆发生的重大事件朝着有利于我们的安全的方向发展，同时并不把亚洲大陆看作是对我们来说生死攸关的地方。第二，冲绳群岛是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防御力量的中心。它将成为U型的美国安全带的中心和最前沿地带，该U型安全带包括阿留申群岛、琉球群岛、前日本受权代管的诸岛屿和关岛。第三，日本和菲律宾将成为该安全带外围。[11]对此，时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该战略也表示认同。麦克阿瑟认为：二战以来美国战略边疆已经从美国的太平洋西岸转向亚洲近海岛链，而美国的安全有赖于该岛链不能落入敌人手中。该岛链包括阿留申群岛、中途岛、前日本受权托管诸岛屿、冲绳群岛、菲律宾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英属、荷属的南太平洋诸岛。[12]

时至1949年夏，凯南与麦克阿瑟等人的防御圈理论得到了美国主要外交决策机构的广泛认可，其中包括中情局、参谋长联合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华盛顿方面认为：“要想成功抵御未来苏联在亚洲的侵略的话，其最低限度的阵地就是当前美国在亚洲近海岛链中现有的军事阵地。”[13]而早在1949年3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制订的第51号文件中就指出：“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后，东南亚便成了从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岛这一遏制线的关键环节。世界这一部分的三个重要非共基地——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南亚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14]

1950年1月5日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1月12日声明更是将美国在亚洲的总体防御政策推向了高潮。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对新闻界发表声明说：“美国无意攫取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现时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无意使用其武装力量干预现时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采取会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方针。”[15] 进而，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美国国务院称之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其基调是美国不拟干涉台湾，并且艾奇逊在讲话中提出美国在太平洋必须保卫的安全防线：“ 防御圈从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继而经琉球群岛…从琉球群岛至菲律宾群岛。” [16]其中，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和朝鲜均排除在防御圈外。可以说，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的讲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只是“边缘地带”，被排除在美国的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之外的。[17]

我国学者赵学功一针见血地指出：“鉴于美国实力的有限，其全球战略的重心又在欧洲，这就排除了美国大规模干预远东事务的可能性，它的意图是以较少的力量来守住远东的防线，基本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18]然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随之的中苏结盟、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泛滥，导致美苏冷战加剧，进而促使美国决定重新审查其全球战略。1950年1月，杜鲁门指示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尼茨（Paul H. Nitz）主持重新评估美国的冷战战略。1950年4月，NSC68号文件得到杜鲁门的批准。该文件提出“当今对自由制度的攻击是世界性的……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因此美国“必须带头在自由世界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领导世界的责任要求我们进行尝试，承担风险，以与自由和民主相一致的原则建立起秩序和正义”。[19]由此，美国开始“把遏制的范围从欧洲扩张到了全世界，手段也从防御型转为进攻型”，进而“动员美国和盟国的全部经济、军事力量以阻止核威慑共产主义的所谓‘扩张’”。[20]可以说该文件把美国及其盟国都捆绑到了美苏冷战的战车之上。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为美国推行其新的全球冷战战略与亚太政策的实际推动力。“美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以及在对日和约等问题上需要获得澳新的支持，”才开始重新考虑澳新在其全球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将其纳入到美国的亚太防务体系之中。[21]

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对地区安全保障的寻求与独立自主外交的推行是澳新美联盟形成的重要主观因素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处西南太平洋，曾均为英国的殖民地，在20世纪初获得了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考虑到“两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甚至外交和防务政策上都密切配合、统一行动”，[22]笔者在分析澳新美联盟的成因是基本上将两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二战爆发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渴望发挥它们在太平洋地区的独特作用，但在外交和国防方面基本上惟英国马首是瞻。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在东南亚的迅速扩展，英国在保卫其太平洋上的自治领的无力，使得澳大利亚和新西来迫切地意识到，“英国已不能再被澳大利亚所依赖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生存只有依靠澳大利亚人自己的努力了。”[23]1941年12月29日，澳大利亚总理柯廷（John J. Curtin）指出：“我们要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垮台，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拟定一个以美国为关键的计划，它将增强我国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直到战争的浪潮向敌人反扑过去。”[24]1942年3月，麦克阿瑟出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澳大利亚开始联合美国抗击日本。当然，不容否认的是，其联美政策是以“推行独立自主方针”为前提的。[25]澳大利亚可以说，对日本人入侵的恐惧而导致的对自身安全保障的寻求是澳美军事合作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点通过1944年1月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国签署的共同抗击日本的《澳新协定》就已经显露无遗了。[26]可以说，该协定的签署确定了两国在战后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也为后来的澳新美联盟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二战结束后，澳新深感面临着共产主义扩张和战败后日本作为潜在的地区军事大国的崛起的双重威胁。[27]因此，战后的澳新政府迫切希望建立没有日本参与的太平洋防务体系。可以说，“战后初期，澳大利亚亚洲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日本重新武装，东山再起，再次成为澳大利亚的威胁。”[28]不过，美国对此并不热心。为此，战后初期在对日政策上，澳美双方“在诸如对日受降仪式、盟军对日实施军事战领与管制以及对日和会安排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29]随着美苏冷战加剧，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与澳新终于达成了谅解，“澳大利亚外长斯彭德‘巧妙地阐述’了与美国‘正式签订一项安全条约’的必要性，美国则以提供安全保障换取澳新支持对日和约的缔结，《美、澳、新安全条约》正是这种交换的产物”。[30]

综上，澳新美联盟的形成可以说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出于在亚洲推行其全球遏制战略与澳新两国维护自身军事安全等多种主客观力量交互作用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