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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10-03-27  浏览次数: 31

 

                   (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张涛 )

摘要:本文通过对澳印尼在1945——1965政治关系的梳理,并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国家交往的价值、意愿、通道、有利条件、障碍、及国家实力、国家性格、国际格局、世界潮流、世界舆论、联合国和国际法等这些方面分析影响澳印尼此一时期的政治关系的因素,最终得出这一时期澳印尼外交行为在满足国家需求方面的最终效果。

 
关键词:印尼 澳大利亚 政治关系 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国家,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的近邻,澳大利亚独占澳洲大陆,是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之一。二者的关系对双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战的经历促使澳大利亚重视与东南亚的关系,澳认为与东南亚国家搞好关系有助于自身的国家安全,但澳大利亚又视在东南亚的殖民势力为战争影响澳大利亚的缓冲区。在马来亚和婆罗洲有英国的殖民势力,在印度支那先有法国后有美国的殖民势力,在印度尼西亚有荷兰的殖民势力。澳大利亚认为美英荷殖民势力在东南亚的存在是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可以缓冲战争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这两方面的认识就决定了澳对印尼的关系具有两面性。本文拟就对战后至60年代中期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诸多因素做一些探讨。
一, 印尼澳政治关系概述
澳大利亚对待印尼独立的态度。战后,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并成立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但荷兰企图重建在印尼的殖民政权,因此,印尼反抗荷兰的民族解放战争随之爆发了。最终在联合国的干预下,根据海牙国际协定,1949年12月,印尼建立了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但印尼的主权并不完整,西伊里安仍被荷兰占领。在这一过程中,最初澳大利亚对印尼的态度是保持中立,后来比较坚定地支持印尼的民族独立战争,但也有所保留,在西伊安问题上并不支持印尼收回主权。“1948年1月,在澳大利亚、美国和比利时的斡旋下,签订了《伦维尔协定》。而在该年的12月,荷兰再次对印尼发动进攻。当时澳大利亚虽不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但参加了安理会关于印尼问题的辩论,澳大利亚驻联合国代表科洛尼尔霍奇森‘以最强 硬的方式’‘以违反联合国宪章为由,要求将荷兰开除出联合国。’”[i]印尼也逐渐建立起对澳的初步信任,并委托澳大利亚在联合国事务中代表他们的国家说话。
西伊里安问题对印尼澳关系的影响。印尼联邦共和国建立后,于1950年5月与澳大利亚建交。两国建交后,由于西伊里安问题,两国的关系一度恶化。“1950年6月,澳大利亚斯宾德外长在议会声称,荷属新几内亚地位的任何改变都不在被视为荷兰和印尼之间的事,因为这事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斯宾德还告知荷兰政府,西伊里安是‘澳大利亚防务链条中绝对重要的一环’。‘澳大利亚会帮助荷兰人管理、开发和防卫新几内亚(西伊里安)或甚至远不止这些方面的事情’”[ii]澳大利亚保守派人士希望荷兰占据西伊里安作为澳大利亚与亚洲间的缓冲地带。1954年印尼试图将西伊里安问题提交联合国裁决,但澳大利亚想方设法阻止印尼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1957年,联合国拒绝对西伊里安问题做出裁决,印尼扬言动武。此后澳的态度有所软化,“1959年2月,澳大利亚外长凯西邀请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访澳,‘暗示澳将对印尼形势做某些重新评价和主动准备更靠近印尼’。在澳印(尼)二国外长的讨论中,澳大利亚做了一定的让步,印尼得到了一项声明,即‘澳大利亚政府愿意接受荷印(尼)之间关于西伊里安问题和平达成的任何协定’”[iii]1961年,孟席斯总理向到访的苏加诺使团详细表明了这些立场,认为无论如何印尼和荷兰都不要诉诸武力,双方的谈判应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澳大利亚将尊重双方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后来在英美的压力下,澳大利亚在西伊里安问题上做出让步,荷兰在印尼的压力下也做出让步。1962年8月,荷兰不得不将西伊里安移交给联合国,联合国于1963年5月将西伊里安的主权移交给印尼。1969年,西伊里安人民投票同意西伊里安永久成为印尼的一部分。
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对印尼澳两国关系的影响。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使得紧张的澳印尼关系恢复到常态,但好景不长,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印尼对此强烈反应又使得澳印尼关系变得岌岌可危。1961年,马来亚总理顿库·阿布都尔·拉赫曼提出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建议,马来西亚联邦包括英国在这个区域的所有前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英属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北婆罗洲(沙巴)与沙捞越和印尼都有陆地边界线,且印尼拥有北婆罗洲最大的部分。“1962年9月,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决定加入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联邦。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会立即出现在印尼面前,于它不利。印尼总统苏加诺像对抗荷兰那样掀起了‘对抗运动’,甚至进行颠覆活动和游击战争。对此,澳大利亚做出了强烈的反应”。[iv]由印马危机所产生的不安全气氛刺激了澳大利亚人“向前防御”的意识,“澳大利亚又一次做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决策:出兵援助马来西亚,并从美国购买战斗机作为对印尼侵略的一种威慑……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这才意识到与印尼妥协与合作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即便在婆罗洲主权这一热点问题上,澳大利亚一方面表示拥护马来西亚的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又不断地重申它对印尼的友好外交政策”。[v]1964年,印尼军队和澳大利亚军队开始在北婆罗洲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但很快在1965年就爆发了9.30运动,这一运动的失败预示着苏家诺政权的倒台,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政权开始建立起来,印马危机出现转机。1966年3月印尼与马来西亚签订和约,澳印尼关系也出现转机。澳大利亚认为苏哈托的军人政权是用来维护国内秩序的并不是用于外部扩张,因此澳大利亚对印尼的恐惧感也随即消失,澳印尼关系又恢复了正常。
二, 澳印尼政治关系的影响因素
本文打算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谈影响澳与印尼的政治关系。首先界定一下国家利益的范畴。王逸舟在《国家利益再思考》中认为亨廷顿的国家利益观是怎样使国家的某种需求在特定的时期最大化。本文就采用亨廷顿的国家利益观。国家间的交往,其实就是国家利益的相互碰撞、相容,最终实现共存、双赢或是多赢,从而满足了双方或是多方的某种需求。
二战后印尼首要的国家利益是推翻荷兰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实现这一目标后,印尼首要的国家利益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从而提高印尼国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力,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发展更应当放在首要发展的地位。而战后,澳大利亚由于战争的影响迫切的需要是保证其国家安全,它一方面依托和美军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实施了向前防御的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将东南亚作为战争影响澳大利亚的缓冲地带。印尼是澳大利亚的近邻,战后两国的关系由于各自的国家需要变得密切而又复杂多变,在这波谲云诡的关系背后隐藏着哪些影响因素呢。
首先,国家利益就是对需求的满足。对自身需求的认识和对对方满足自己某种需求的属性的认识。印尼和澳大利亚虽是近邻,但在二战前两国联系不多,原因就在于双方对满足自己需要的条件或是双方对对方对自己的价值认识不够,尤其是澳对亚洲对自身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战后,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南下还心有余悸,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制定前沿防御的国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战争影响澳大利亚的缓冲地带。这时澳大利亚发现了东南亚国家对于自己的价值,也就是发现了东南亚国家对其国家防务上的重要性。印尼与澳大利亚比邻而居,很自然就被澳大利亚看做是其北部安全的屏障,澳大利亚就必然要重视与印尼的关系。澳大利亚重视与印尼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在战后就毫不犹豫地支持印尼的独立,澳起初认为荷兰在印尼的殖民统治比起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印尼更有利于它的国家安全,因此,在印尼反抗荷兰的战争初期,澳支持荷兰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后来认识到印尼的独立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一个独立强大的朋友总比一个独立强大的敌人要强,同时在外力的影响下转而支持印尼的独立。而印尼在独立后,在苏加诺统治时期,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重视第三世界,强调自力更生,但印尼参加了由澳大利亚发起的科伦坡计划,接受澳大利亚的援助,在这一时期,印尼澳关系因西伊里安和马来西亚联邦问题已经是但岌岌可危,但印尼需要澳的经济援助,澳需要印尼作为其北方安全的屏障,两国的关系虽然磕磕绊绊但也一直持续着。
其次,国家交往的意愿。交往是双向的,单方面的交往意愿在正常状态下是不会产生交往的,但强大的武力会改变这一切,有交往意愿的一方用武力强行逼迫对方和自己进行交往,但这种交往是绝对不平等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侵略、掠夺。一旦对自己国家的需要有了认识,并对彼此的价值有了认识后,双方就会产生交往的意愿。正是因为印尼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对与印尼保持友好关系具有很强的迫切性。同时,印尼在政治经济上也需要澳大利亚的支持和帮助,因此两国有较强的交往意愿也就促进了两国交往的产生。
再次,国家交往的通道、有利条件和障碍。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有条件的,处于与周围事物广泛联系的世界中,两个国家的交往不可能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了,必然会受到其它方面因素的影响。有了交往的意愿后,具备了交往的条件,两国的关系就产生了。两国互为邻居,在交往的通道上是很便利的,与那些远途交往相比可以节约成本,这也有利于两国交往的产生。此时两国交往具有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基本条件。所谓天时就是二战后,在这个时间双方都认识到对方对自己的价值,有利于双方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谓地利,就是印尼澳两国是邻居,在地理位置上方便两国的交往;所谓人和,就是双方具有进行交往的意愿。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这些有利条件同时也就有不利条件。外部势力的影响、种族文化观和安全问题就是阻碍印尼澳进一步交往的障碍。澳对印尼独立过程中的态度和西伊里安问题和马来西亚联邦问题都能体现出两国之间这些方面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印尼的苏加诺政权对国内的共产党采取了友好的态度,这让抱着冷战思维的澳大利亚感到很不舒服,这也影响了两国的政治关系。
第四 国家实力、国家性格的影响。国家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战后五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到七十年代初就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印度尼西亚战后在苏加诺统治时期,前期印尼的经济命脉仍然掌握在荷兰的手里。1956年后完全摆脱荷兰的经济控制后,经济发展虽有些成就,但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中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倒退。印尼的国力是无法和澳大利亚相比的,但印尼国内存在这一个坚强的苏加诺政权,美国为把印尼拉入自己的阵营对印尼进行扶持,这无形中就有了相当于增强国力的效果,跟在美国后面的澳大利亚就不得不在西伊里安问题上让步。印尼遭受荷兰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因此,在印尼,民族主义特别强烈,这形成了苏加诺统治时期印尼国家性格的特征。对于外国的殖民势力特别敏感,这严重制约了印尼与澳大利亚的交往。
 
第五,国际格局的影响。美苏的影响和其他国家的影响。当时的大的国际背景是东西方的冷战,意识形态在此时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印尼独立后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它处于两大阵营之间,它利用苏联来制衡西方国家对印尼的态度,利用这一策略,他成功地使英美在西伊里安问题改变了对印尼的态度,这直接影响到澳对印尼的态度,很快澳在西伊里安问题上对印尼做出让步,最终西伊里安的主权归于印尼。
第六,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许许多多的殖民地开展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并获得独立,旧的殖民统治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呼吁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民主程度较高的澳大利亚比较容易认同这一潮流,正是认清这个形势,它在印尼独立过程中的态度才会变成坚定地支持印尼的独立,从而获得印尼的好感,促使了两国友好交往的开始。
第七,联合国的协调。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正是联合国发挥自己的协调作用的结果,它协调了印尼、荷兰、澳大利亚的关系,显示了自己在当今世界国际协调方面的作用。
除此之外,世界舆论、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等因素也或多或少对两国的关系有所影响。
三, 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在这段时间内,澳大利亚外交活动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确保自己的防务安全,但在具体的外交决策上,它不得不屈从于英美的意志,这是策略问题,不能说澳的外交决策没有从自己的国家需要出发。原因在于,澳深知单凭一己之力是无法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的,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是保障澳此时国防安全的最有力的方式。所以屈从美国的意志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跟着美国走的外交决策从形式上看确是僵化,但在最终的结果上,它却是满足了澳的安全需要的,对澳人来说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有利于澳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印尼,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国家其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日本的殖民统治和印尼巩固独立的斗争极大破坏了印尼的经济发展。到1950年,印尼全国的GDP仍低于1939的水平。1956年到1960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采取的三大政策之一就是“拒绝利用外国资本与西方国家的贷款,强调建设资金的来源要自力更生”[vi],对于印尼这样一个农业国,在国家工业化的初期,资本短缺是制约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印尼却拒绝利用西方资本,这是盲目排外,国家的对外行为并没有去满足自己当时最大的需要,没有处理好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印尼此时采取的对外政策虽在两大阵营间左右逢源但从最终的效果看是失败的,它没有从自己的国家需要出发解决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i] 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163页。
[ii] 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第134页。
[iii]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165页。
[iv] 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第371页。
[v]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第136页
[vi] 覃主元 等著,《战后东南亚经济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205页
参考资料:
 
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7月
 
覃主元 等著,《战后东南亚经济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7月
 
王受业 梁敏和 刘新生 《列国志:印度尼西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
 
沈永兴 张秋生 高国荣 《列国志:澳大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
 
韩锋 刘樊德 《当代澳大利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3月
 
吴士存 朱华友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文莱 五国经济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2月
 
布赖恩·托海一,威廉·平威尔 著,郭国和编译 《沉默寡言的人》,知识出版社 1992年9月
 
张秋生,《20世纪60—70年代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调整》,出自《东南亚之窗》2007年第三期(总第六期)
 
孙红姐 《战后澳大利亚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研究》,中国知网,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8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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