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二战后澳大利亚土著政策的重大调整

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吴佳

Australian Aboriginal Polic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bstract】National problem relates to the stabl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of England and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adopted various policy, such as butcher, protection,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Especially the following dozens of year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hanges were obviously large. Along with the abolishment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and the gradual desalt of the thought of assimil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gradually becom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main policy to the aboriginal. The chance and the implement of the aboriginal policy can't be apart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Australia's culture of societ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aboriginal realization. Under the "integration" policy, the aboriginal Australians have developed a lot in various aspects obviously.

民族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澳大利亚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上，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且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影响。对待土著居民从最开始的压迫，驱逐甚至是惨绝人寰的屠杀，到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所谓的“保护”政策，再到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同化”政策，直至70年代的“一体化”政策,这一系列的调整、演变也是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一处缩影。鉴于二战后的调整是澳大利亚土著政策发展的转折性阶段，且学术界缺乏对此的系统探讨，本文拟就澳大利亚土著政策调整的由来、内涵和影响进行评述。

一、二战后澳大利亚土著政策的实施
土著居民是澳大利亚大陆的第一民族,他们居住在澳大利亚这块大陆上至少有60000年以上。（1）从1788 年英国将澳洲辟为犯人流放地开始，澳大利亚这块原为土著居民所有的大陆开始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从那时开始，英国殖民当局就对澳大利亚土著人进行了种族屠杀。例如，居住在塔斯马尼亚的约7000名土著居民，即被英国殖民者惨杀殆尽。迄至今日，在该州领域内还见不到一个土著后裔。（2）但此后，英属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先后放弃种族屠杀政策。到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政府对土著居民实行了“保护”政策。名为“保护”政策，实为种族隔离政策，即把土著居民限制在“保留区”内，让他们自行灭绝。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从此内政、外交更加独立的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重新调整土著政策。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60年的四十年中，澳大利亚政府对土著居民实行了“同化”政策，即要“所有土著人和部分土著人被期望最终与其他澳大利亚人过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作为澳大利亚单一社会的成员生活，享有同样的权利和特权，负有相同的义务，奉行同样的习惯并受同样信仰的影响，像其他澳大利亚人的抱负和忠诚。”（3）。1972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著名政治家惠特拉姆成为该党领袖，同年12月，实行了大半个世纪的“白澳”政策正式废除，“一体化”政策取代了“同化”政策，“一体化”一词在此是专用在民族研究方面的，其含义简单来说即“彼此吸收对方文化，但各自主要特点依然存在”。（4）同化的目的是为了将不同民族从精神上给予消灭，而澳大利亚的“一体化”政策是为了不同民族的相互吸收、借鉴、共同发展，是政府对土著居民的一种认可，其特点是“土著居民有权保留自己的种族特征和生活方式，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5）今天，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将白人文化与土著文化逐渐融合，土著居民也开始慢慢融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从而使土著居民的政治地位、土地权、受教育程度、福利权利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联邦及各州政府主要采取以下的措施：
  1、土著居民政治地位的提高。1949年3月，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新的《联邦选举权条例》，允许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州的土著居民享有联邦议会选举权。1962年3月又扩及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和北部地方的土著居民，各州也先后允许土著居民参加州和地方议会选举。1951年政府鼓励土著居民申请获取公民权。1967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修改了联邦宪法，废除有关土著居民数量不计入国家总人口的规定，赋予全体土著居民公民权。这一切都表明土著居民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
  2、土著居民土地权问题。土地是人类生存、繁衍、发展的基本要素，它的价值绝对不能单单用钱来计算。正如北部土地委员会主席加?云鲁平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命。我们的祖先就是在梦幻年代从土地上生长出来，而我们也将返回我们祖先生长的地方——土地。正是土地把我们祖父辈、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失去土地，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生命和灵魂，任何社会福利和赔偿也不能弥补我们损失的土地。”（6）就是被土著居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土著居民在1966年以前居然没有一寸。1972年1月26日，由四名年轻土著居民首先发起了要求提高土地权的运动，他们提出了“增加居住地和60亿美元经济赔偿”（7）等要求，这些要求如果发生在60年代，政府会对此一笑了之，可到了70年代，政府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部分要求还得到了解决。1973年2月工党开始就土著土地权问题展开调查研究，Woodward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承认土著居民的传统权利及其相关的土地利益有着特殊的意义”。（8）他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个调查研究不仅仅说明要给土著居民土地利益，而且它正在实施。参议院于1975年2月20日通过了以下决议：“参议院承认这样的现实，即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现称澳大利亚和托雷斯海峡列岛土著居民是1788年首次登陆植物湾之前整个澳大利亚土地的占有者，敦促澳大利亚政府根据原住民的叙述承认其原先的所有权并制定赔偿澳大利亚和托雷斯列岛土著居民的土地损失。”（9）这是政府对待土著土地权的态度和政策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3、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化”政策实施初期的主要措施和内容之一，就是对土著儿童进行强制同化。通过这种措施将所有的混血土著儿童强制性地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教会或政府新建的定居点抚养成人，从而达到毁灭土著民族传统的语言和文化的目的。如有76名混血土著儿童被送到“Halfcaste House”，这里非常的狭小、拥挤，于是作为北部地方土著居民保护官德J?W?布莱克（Bleakley）提议把“Halfcaste House”解散，将这些孩子送到南部的定居点，但被反对者驳回了。于是反对者将“Halfcaste House”作了改善，建立了学校，但条件依然很差，最多也就教会A、B、C而已。（10）与此同时，和其他澳大利亚人、混血土著人相比，土著居民的教育则更加落后，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还跟不上。但到了60、70年代，政府的教育拨款已逐年增加，情况有所改进，1972年，澳大利亚政府还废除了《教师手册》中关于学校和教师可以拒绝接受土著儿童上小学的条款。1976年，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土著教育委员会”，作为一个专门机构来帮助政府教育部门推进土著居民教育事业。1967年，在初等中学学习的土著学生有2600名，但到1983年6月则有19000名学生在初中学习。在教学模式上，澳大利亚政府采用“土著教学辅助员制”，当有经验的非土著教员上课时，土著教学辅导员坐在教室里，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接触，成为一座沟通学校与家庭的桥梁。在教学用语方面，采用“双语与双文化”教育，通过学习母语，从而较强了本民族文化特点的认识和加强了民族自尊心。中、初等教育改进的同时，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也不断增加，1975年223名，1976年259名，1977年373名，1978年524名，1979年748名，1980年881名。
  4、福利政策的实施。为了扩大土著居民的就业战略规划，1980年成立了由10名土著居民组成的土著居民就业发展委员会。就业机会的扩大只是福利政策的一方面。伴随着就业机会的扩大，工人工资待遇、工作等条件都有了明显改善，修改后的《全国健康和养老金保险条例》、《联邦妊娠补助条例》和《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使土著居民的社会权利得到提高，而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文献中，很少提到有多少人领取养老金，因为那时绝大多老人是土著。新制定的《福利条例》、《受监护人就业条例》和《社会福利条例》为土著人就业、培训、工资、住房又提供了法律保障。1959年土著居民可以合法的享受养老金和产期津贴。1966年联邦仲裁法庭宣布北部地方养牛场的一些土著工人可以获得与白人同样的工资待遇。1971年6月30日联邦人口统计表明，106290名土著中有23546名受雇于农牧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发展土著居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到80年代，全澳已拥有18个由政府资助的土著居民医疗机构，400多名土著医生。可见，近些年来土著地区的医疗卫生已有相当的改善，但澳大利亚幅员辽阔，土著人口少，且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各地区的医疗卫生问题不尽相同。

二、二战后澳大利亚调整土著政策的原因
战后，土著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可以说，在战后实施同化政策的一、二十年中，土著政策不断完善，最终得以实现“一体化”。澳大利亚土著政策经历了如此两个阶段和本质性的变化，究其转变的原因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1、多元文化的发展。澳大利亚文化本身，从1788年英国殖民者来到澳洲大陆后，伴随而来的所谓“殖民文化”表现在澳大利亚这块殖民土地上的就是白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产生、发展，从根本上看，是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产物。“18世纪的西方文明宛如一只庞大的章鱼，为攫取食物养料而将其众多的吸盘伸向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在这一过程中，其文化传统也如同粘液一般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并逐渐蔓延开去。”（11）当然，其中绝少不了澳大利亚。正因为如此，当英国殖民者带着他们的白种文化刚踏上澳洲这块大陆时，便注定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发展的曲折道路。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澳大利亚历史，更是澳大利亚文化的转折点。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澳大利亚的文化事业在坚实的经济基石上开始有了质的提高。随着交通、通讯等事业的迅速发展，澳大利亚文化与世界文化日益融合，出现了澳大利亚文化史上的新阶段--多元文化阶段。
多元文化的产生，根源于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二战中，澳大利亚在英国对德宣战后马上也宣布派军队参战。澳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驻守东南亚的英军，参与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但是在日军的攻击下，1942年2月英军在新加坡失去了最后一个据点，一万多名澳大利亚士兵沦为战俘。这对澳大利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使澳大利亚认识到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家园。英国的神话、光环逐渐褪色，欧洲正在没落，而诞生于英国母体的美国却正在崛起。当时的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柯廷明明确指出：“我毫无顾忌地表明，澳大利亚的目光现在投向了美国，我们毫不因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联系而感到愧疚……我们都清楚……如果澳大利亚亡了，英国却仍能存在下去。因此，我们下定决心不让澳大利亚灭亡，我们要齐心协力，找到新的出路，而美国正是新出路的基石。美国能给我国以自信，我们将坚持下去，直到对敌人进行反攻。”（12）这种变化，可以说打乱了白人文化的传统根基，英国的传统文化被美国所取代。面对这种新情况，澳大利亚开始对其文化作出新的思考，使它逐渐成熟，并开始摆脱母体--白人文化的影响，寻求自身文化的发展。而面对复杂的民族成分、日益成熟的民族心理，澳大利亚于1973年11月正式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所谓多元文化，是指国内各民族应当在平等的原则上保存自身的传统文化，如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达到共荣共存，共同为澳大利亚的发展而努力。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应分为两大部分，即外部的世界多元文化和内部的种族多元文化。（13）二战的爆发，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改变着世界各国的命运。同时也为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提供了机会。就在这个背景下，澳大利亚文化很快的进入了世界文化大潮中。
可以说，其中内部的多元文化，随着“同化”政策的结束，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事实，进而成为一种政策出现。到1973年，以惠特拉姆为总理的工党政府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白澳”政策针对的是所有有色人种，当然也包括对土著居民，它的废除使得土著政策开始从“同化”的歧视政策迈向“一体化”政策的新阶段。
  2、国际环境的改善。二战后，联合国成为反种族歧视、保障人权的核心组织。美国、加拿大等国对本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政策的改变以及同属大洋洲有着类似历史问题的新西兰民族问题的现状，都对澳大利亚社会形成巨大压力。
  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澳大利亚被列入“种族主义阵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无疑是对国际社会种族歧视势力的重大打击。其中第2条规定：“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他种主张、国籍或门第、财产、出生或他种身份。”从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命运牵动着世界上亿万人民的心，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1952年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则把讨论澳大利亚的“同化”歧视政策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列入议程，他们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面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澳大利亚政府也意识到解决土著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在这种历史浪潮中澳大利亚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其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也受到很大影响。“在今天种族主义被明确地归类为一种疾病的世界上，澳大利亚因为它的白澳政策而背有种族主义的坏名声。我们参加国际上的讨论，提高我们的嗓音时--在保卫人权，维护人类福利方面，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我们的发言由于整个大陆遍布着成千上万蜷缩在垃圾堆上的被歧视、被压迫的人民而变的一文不值。”（14）澳大利亚政府面对着从未有过的国际压力。
同时，美国、加拿大等国对印第安人政策的调整也对澳大利亚形成了压力。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一样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政府同样也都存在着对当地土著居民如何管理的问题。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幅员辽阔，分别占世界第四和第二位，而且他们在经济上都是美洲最为发达的国家。由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两国的印第安人被挤到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当白人划定他们的边界（作为保留地）并开始控制印第安人生活时，土著人与白人平等的年代已不复存在。如在加拿大，印第安人长期没有公民资格，没有选举权，没有自由，甚至连保留地的粮食也不能出卖。但这些问题到了二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土著人的长期努力和斗争，终于得到了初步解决，加拿大政府被迫给印第安人选举权。有了选举权以后，他们就有了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从而更有条件来维护他们的文化和权利。1970年，其国务院开始为土著民族的组织提供行政资金。1976年，制定了印第安人与政府关系的政策，从而使土著民族的社会地位、生活状态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在美国，1968年出台的公民权法和其他法则及条例都是保障印第安人个人权利的。而此时的澳大利亚却“充当美国对抗苏联而呐喊助威，才发现自己由于对土著人的不公正而处于尴尬之中。”（15）因此，随着这些国家土著问题的解决，澳大利亚也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而对土著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如果说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加情形给澳大利亚带来的震撼还不明显的话，而近在咫尺的邻国--新西兰的现状，却足以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强有力的冲击。今天生活在新西兰的毛利人是本国的第二民族，也是新西兰的当地居民。与澳大利亚一样，从1769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到达新西兰，正式宣布新西兰归英国所有开始，新西兰也一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当地的毛利人也对欧洲人进行了长期的、不懈的努力和抗争。进入20世纪以来，毛利人更是在自己领袖人物的亲自带动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逐渐适应和融入到新西兰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并在其中建立起独具特点的“毛利社会”。（16）如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毛利人的复兴运动就至关重要。毛利事务部、毛利妇女福利联合会、新西兰毛利委员会等机构和社会团体，都为毛利教育事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从而使得广大毛利子女能够上学，接受现代科学知识。到1955年，教育部长召集毛利领导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商讨毛利教育问题。在新西兰历史上，这是毛利人第一次参与制定全国范围的毛利教育政策。到了1961年，毛利教育出现了可喜的成果：离开小学的儿童中，有94%接受后小学教育，攻读中学的毛利学生有八千多人，其中85%就读国立中学，全国有毛利小学133所，毛利地区中学10所，均由教育部毛利学校处管理。（17）新西兰毛利人教育环境的改善正是毛利人在新西兰社会地位提高的一种显著表现。随着二战的结束、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毛利人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也只占25%，1956-1961年间，毛利人口增长约20%，而都市的毛利人口却增长30%。”（18）进入城市的毛利人，置身于现代化的大生产和城市生活，学习适应现代社会的知识和本领，从而参与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他们从事的工作有技术性很强的工种，也有从事护士、教师、律师等专职工作，还有的经商。种种现象和事实进一步体现了新西兰民族趋于更平等的地位。同样的历史遭遇，不一样的现状，深深地刺激着澳大利亚社会，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他们也强烈要求实现他们的合法权利和社会地位，并顽强的与政府抗争。而这一切使得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背负着相当大的压力，从而不得不顺应局势调整土著政策。
  3、土著民族意识的增强。伴随着土著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化的比重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土著居民的民族意识也不断高涨，政治力量逐步加强，从而成为积极推动澳大利亚政府对土著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将土著视为即将自行灭绝的种族。“土著问题是个会自行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总会自行灭绝的，这种令人厌恶的假设一直支配着官方的政策，直到1939年。甚至像同一年在墨尔本出版的《现代参考百科全书》这种严肃的著作，竟也轻描淡写地说：‘那些分成许多部落的，习惯于原始生活的，智力低下的土著人正在消亡之中’。”（19）这使我们不得不担心土著居民的前景，他们会消失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土著人口情况。
土著人口增减表
时间（单位：年）人口（单位：人）时间（单位：年）人口（单位：人）
  1788 314500 1947 69465
  1861 179402 1954 74514
  1871 155285 1961 85320
  1881 131366 1966 101978
  1891 110750 1971 115953
  1901 93536 1976 160915
  1911 79113 1981 159897
  1921 68014 2000 约249700
  1933 66099
（资料来源：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71页。）从上表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种种土著歧视政策之后，土著居民人口在20世纪20年代时，虽曾一度降低到60000人。但在这之后，土著人口开始回升，1961年土著人口上升到85000，1966年又增长到101978，1971年到115953，“绝对人口的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让那些白种至上主义者更为担忧的是混血土著人口的上升”，（20）土著血统已不可能真正的消亡。可见，在整个歧视政策实施过程中，土著居民人口并非如澳大利亚政府所想的那样发展。种族灭绝--这一歧视政策得以实现的基石已不复存在。随着人口的增长，土著居民人口发展的另一重要趋势是城市化比重越来越大。人口的城市化，给了土著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土著居民对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了解，从而慢慢地增强了自身的民族意识。于是，土著居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维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依然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说自己的语言，信仰自己的宗教，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歧视政策作抗争。
  1924-1927年在悉尼出现了第一个抗议政府政策的土著政治组织，抗议政府“一年仅给我们一条毛毯 ”的做法，要求摆脱隔离状态，享有生活自主权。（21）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1500个土著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有1000人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人在战争中表现英勇，如在二战的北非和新几内亚的战役中，就有一名表现突出的土著士兵被提升为军官。通过战争，土著人在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共同斗争和生活中，有了更多与白人接触的机会，增进了彼此间的沟通、了解，使白人“扫除了认为土著人对货币一无所知，对卫生习惯一窍不通的偏见。人们曾经担心，不同种族的混杂会酿成社会的分裂。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他们曾经被人们认为很懒惰，但在马塔伦卡，土著人一天干10小时的活，他们在中东干得比士兵和民工卖力得多。”（22）土著人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一些白人的承认，同时，土著人由于在社会上的价值得到部分认可，社会意识不断提高，因而促使了他们自身反抗能力的不断提高。在二战后，遭受奴役和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澳洲土著居民，对政府的剥削、歧视以及恶劣的环境，已无法再忍受下去了。1945年5月，几百名西澳大利亚土著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派遣代表参加当地的行政机关，并由他们自己规定最低的工资数额。1951年1月，北部领土专用地也发生类似的罢工事件。土著居民除要求由他们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外，还要求能自由调动工作和改善伙食等。
与此同时，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土著居民不再采取较为低级的罢工、游行等手段，而是通过各种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如1969年，土著代表团到纽约，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澳大利亚土著现状的报告。还有，澳大利亚反对种族歧视的组织也在不断壮大，如组织了保护土著居民免受原子弹试验威胁的专门委员会，并提出改善土著居民生活状况的要求等。更可贵的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正义之举得到了白人社会许多进步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保障土著居民人权委员会曾经向联合国大会和世界工联请求根据民主原则，制定保障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自由和权利的措施。这样，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同化”政策陷入土著居民反抗的汪洋之中，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

澳大利亚对土著居民所实行的政策，从种族灭绝，到种族隔离，再到同化歧视政策，直到一体化政策。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无疑是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有利于土著居民的生活、社会的需要。“种族灭绝政策对土著居民实行屠杀使其快速消亡，而种族隔离政策把土著人隔离在保留地使其自然消亡”。（23）这两种政策完全否认了土著居民的生命权，以图通过消灭土著人的肉体使其民族身份随着人口的灭绝而消亡。比较而言，同化政策不妄图消灭肉体，而是要消灭一个民族的精髓——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然而，在同化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二战后，土著居民不仅获得了一些社会福利，其生存条件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改善，而且他们由此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权利，从而提高了土著居民的地位。1973年，以惠特拉姆总理为首的工党正式废除了“白澳”政策，“白澳”政策的废除是对澳洲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心理的撼动，是有识之士及所有土著居民长期抗争的结果。正如惠特拉姆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我的政府决定澳大利亚应当成为世界上消除种族主义的主要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土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会发现这是“一个光荣的地方”。（24）现在，尽管在法律上对土著已没有种族歧视，但“土著居民在许多方面仍处在不利地位，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25）截止到2000年底，全国土著人口只有24.97万，仅约占全国人口的1.2%，人口的相对数量不多，且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1993年有超过700名土著居民生活在条件极差的西澳洲的采矿区，那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火和家具。在30个月中，90名土著居民中的33名死于呼吸道疾病、暴力事件等灾难中。但是，最近几届澳大利亚政府在土著问题上，均表示要为实现Makarrata这一概念而努力，Makarrata这一土著词汇的意思是“争议的结束，正常的开端。”（26）
注释：
（1）（3）（4）（6）（9）阮西湖：《澳大利亚民族志》，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75、78、82、84、90页。
（2）骆介子：《澳大利亚建国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6页。
（5）郑寅达、费佩君：《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
（7）（8）（10）（20）Richard Broom,Aboriginal Australians,Second Edition,Allen & Unwin,1994,p.184,p.185,p.123,p.160.
（11）（13）黄源深、陈弘：《从孤独中走向世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46页。
（12）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241页。
（14）（15）（19）（21）（22）（23）杨洪贵：《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同化政策》，《世界民族》，2003年第6期。
（16）（17）赵锦元、丁文楼:《鲜为人知的原始民族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56页。
（18）赵友斌、林知：《太平洋上的璀璨明珠新西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24）张秋生：《略论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世界民族》，2003年第6期。
（25）沈永兴、张秋生、高国荣：《澳大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26）刘晓燕：《澳大利亚土著人：历史变迁与发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