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陈晓林）

1972年12月初，澳大利亚工党持续在野23年后,终于击败了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获得了大选的胜利。工党领袖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担任澳大利亚联邦第26任总理(1972-1975年),成为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位工党总理。1972年的大选不仅是澳大利亚工党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也是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变革的重大契机。惠特拉姆政府上台后立即开始与中国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12月21日澳大利亚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自1949年以来的敌视状态。在澳中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惠特拉姆政府进一步与中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成就显著。澳中建交后, “白澳政策”的废除使移民问题不再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事实证明，惠特拉姆政府“完全成功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

惠特拉姆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多种因素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文化因素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种族文化与价值观念对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一直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澳大利亚政府希望能以符合澳大利亚价值观的方式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对此，惠特拉姆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澳大利亚参加越战之类的决策，其根基是对外国人的恐惧观念。这种恐惧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这种恐惧又强烈地集中于对中国以及中国版的共产主义，这种恐惧根植于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孟席斯时代对外政策的一个普遍的基调，无论是从南非还是到印度支那，改变具体的决策相对而言是容易的（例如1972年12月结束澳大利亚对印度支那的军事介入），但是要改变澳大利亚人对这种决策的支持观念是绝对困难和冒险的，而改变观念是其政府在国际关系方面真正的任务。这是对他们在澳大利亚国际关系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真正的考验。惠特拉姆不仅认识到种族文化和价值观念对澳大利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影响，还采取行动以改变那些在澳大利亚人思想中存在的虽然根深蒂固但已不合时宜的观念。积极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是惠特拉姆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之一。

澳大利亚文化脱胎于英国传统，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它与英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赖以存在与发展的“脐带”。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条“脐带”完全是名副其实的。事实上，当时澳大利亚的经济、政治、国防及文化完全依赖于英国所输送的营养。即使在今天，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密切联系仍居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其所通向的目标似乎更加诱人，澳大利亚又逐渐与美国相靠拢。但无论是对英国的依赖还是向美国的靠拢，澳大利亚文化的基调始终是与西方国家相一致的。因此，对于拥有东方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澳大利亚存在着理解上的障碍。历史上中国曾被澳大利亚视为“黄祸”的渊源，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又被看作是亚洲“红祸”的根源，这使得在整整两个时代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认识模式化了，这个模式就是“黄祸”加“红祸”。

“黄祸”论的实质是种族优越论。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扩张使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种族文化优越感。但随着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的崛起及其在远东的扩张，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以及大规模的亚洲人口迁移，澳大利亚人感到一种所谓的来自亚洲的“黄祸”威胁。在“黄祸”观念的指导下，澳大利亚人曾把当时的中国移民描述为一种“一半是野兽一半是人的爬行动物，泡在鸦片里，邪恶、无知和迷信使自己不断退化。自由文明种族的子孙只要碰它一下便会受到污染。”

澳大利亚人心中这种带有种族色彩的“黄祸”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发生改变。二战中，被澳大利亚视为“黄祸”的日本人把战火烧到了澳大利亚本土，危急情况下，英国却无暇东顾，最终还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牵制了日本的入侵。面对共同的敌人，澳大利亚和中国成为反对法西斯的盟友，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二战的经历使澳大利亚改变了狭隘的“黄祸”观念。但战后不久，在雅尔塔体系两极格局的冷战背景下，澳大利亚与中国又陷入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一种以恐惧共产主义革命为主导的“红祸”观念不断增强。出于对所谓“红祸”的恐惧，澳大利亚国家党在其竞选传单中曾这样写道：“红色中国将可能迅速向东南亚军事挺进，犹如日本模式，但这种挺进不是几个小岛的支持而是将得到整个苏联的支持??东南亚上空闪烁的红光透过澳大利亚的北地平线已清晰可见。”20世纪50、60年代澳大利亚所有的重要事件都围绕反对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指中国共产主义）以及美国保护澳大利亚免受威胁。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几乎困惑了所有与澳大利亚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在地区问题上。在1949年12月到1966年1月孟席斯执政的16年间，澳大利亚政府的防务和外交政策一直以对付国外共产主义的威胁为出发点。1957年，孟席斯政府的高层官员提出警告说：“当我们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威胁以及他们征服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作斗争的时候，再没有比‘妥协'这个字眼儿更危险的东西了”。1965年，澳大利亚政界仍有人认为：“当今世界，还有一个因素持续不断地存在着，那就是共产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这是一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因素”。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过度夸张使澳大利亚自由-乡村党政府无法敏锐地觉察国际形势的变化，以至于忽视了中苏冲突，认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是维护澳大利亚的安全。

长期以来，种族文化和价值观念因素是澳中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深层次问题。“黄祸”“红祸”等狭隘观念使两国难以真正沟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动荡与变迁，特别是越南战争的发展状况使澳大利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并非侵略成性也非军国主义者，它不为斯大林主义所支持” ，对华遏制是没有现实依据的。1972年，澳大利亚成立了由学者、牧师、作家、商人等一百多人组成的跨行业“澳大利亚争取对华新政策委员会”，其宗旨是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为惠特拉姆政府上台后改变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文化因素促成了惠特拉姆政府对华政策的形成。而另一方面，惠特拉姆时期澳中关系的改变也对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澳大利亚人中国观的更新，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正式建交以前，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了解较为片面，对中国的态度以恐惧和敌视为主。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人主要是通过淘金热时期赴澳谋生的中国劳工认识中国。当时中国劳工人数虽然不多，但足以塑造一种贫穷亚洲农民的形象。他们为了低薄的工资辛勤劳动，并且被用来取代欧洲工人。当时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为淘金而来并形成了所谓的华人移民浪潮。到了淘金热的后期，金矿资源的有限使得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劳工威胁到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排华事件逐渐升级。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黄种人”的惧怕在澳大利亚社会中蔓延。20世纪初，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变化。包括G.E.莫里森和W.H.端纳在内的一些澳大利亚记者对中国及其人民产生了兴趣，他们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大半辈子，为澳中两国的相互了解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报界早在1925年就强调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早期对“亚洲黄种人”的惧怕使澳大利亚人缺乏对中国的客观认识。

1972年惠特拉姆上台后旋即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把“改变根深蒂固于几代澳大利亚人心中的观念”视为其要面对的任务之一。当然观念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惠特拉姆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为澳大利亚人中国观的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开端。1978年，为了“促进澳大利亚和中国在文化、科学、教育、信息和体育等方面的互相理解和合作”，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促进议会民主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政府资助的机构。这似乎是知识界的杰作，他们关心澳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澳中理事会的成立对增进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认识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为随后澳中两国间多方面的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0世纪70、80年代，澳大利亚和中国在交流方式上更为多样，更为深入。1977年，中国在墨尔本、悉尼和阿德莱德举办展览。展品中有考古发现的各种各样令人惊诧的物品、佳作，在墨尔本一地吸引了近250000名参观者。评论家为之热情喝彩，称此举超过了此前中国人在澳大利亚所做的一切。1981年4月至1982年2月中国明清图画在澳大利亚巡回展出。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在海外举办古画展览。1982年，为庆祝中澳建交10周年，“秦兵马俑”在澳大利亚展出，震惊了举国上下。江苏京剧团的赴澳演出倾倒了无数澳洲观众。澳大利亚人的眼里，中国的重要性在相对地增加。到中国旅游的澳大利亚游客人数稳定增加，从1976年的2500人，1977年的2845人，1978年的6540人，至1982年的53000人。关于中药的报道在澳大利亚开始出现，学术著作增多，以至于可以单独编纂一本文章索引。教育方面也有进展。到1980年，30所中学开设中文课，学习中文的学生从1961年的29名增加到1981年的3272名。两国学术机构签订协议，正式安排双边学术交流。除了文化、旅游等方式的交流外，留学生等学术性群体的交往也是促进澳大利亚全面了解中国，形成正确中国观的重要途径。1973—1993年，中国政府共派遣了2000多名留学生赴澳学习和进修。澳方也派出200多名学生来华学习。双方还交换了150多名教师到对方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96年，中国赴澳访问的人数约为5万，澳大利亚访华人数约为14万，近3000名中国学生在澳参加全日制教育培训。澳中两国在文化及人员方面的广泛交流，既是惠特拉姆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的积极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澳大利亚人中国观的更新。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单个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惠特拉姆政府对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变革这一“历史结果”同样也是“历史合力”融合、作用的产物。文化因素是这一“历史合力”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惠特拉姆政府对华政策作为一种因素又推动了澳大利亚人中国观的更新并进一步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The Ambiguous Relations,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Gough Whitlam, 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 Australia Penguin Books Ltd., 1985.

[3] 黄源深，陈弘 著，《从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第一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4] 侯敏跃，《中澳关系史》（第一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

[5][ 澳 ] 杰夫里·博尔顿著，李尧译，《澳大利亚历史： 1942 — 1988 （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 年。

[6]Alan Renouf, The Frightened Country, Griffin Press Limited, 1979.

[7] 沈永兴，张秋生， 高国荣 编著，《列国志·澳大利亚》（第一版），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