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张荣苏)

19世纪后期的联邦运动是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并由公民殖民地向自治领转变的重大事件，也是澳大利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联邦运动，是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意识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影响联邦运动的众多因素中，由于英帝国政策的调整而造成的澳大利亚防务问题，可以说是联邦运动的发端。

 

一、19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防务问题的形成

（一）19世纪中后期英帝国防务政策的调整

19世纪中期，在英属移民殖民地内，具有自治属性的责任政府先后成立，英国政界和社会由此而对继续承担殖民地防务与开支的做法愈加不满，曼彻斯特学派的重要成员G．史密斯在《帝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这些自由的地区不能支付他们的全部军费？他们已经得到了自治政府的全部权力，为什么不能承担全部的自我防务责任？”自由党领袖W．格拉斯顿在许多场合声称：殖民地应当支付自己的费用，因为“你们不能把自由的好处与自由的义务相分开”。^［1］19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各主要大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工业化的展开，英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英国国际角色的双重性使它在防务问题上捉襟见肘。英国既是一个拥有世界范围的英帝国，它必须保证从非洲到中东，从太平洋到北美殖民地的安全和稳定；英国又是一个欧洲国家，必须随时应付来自欧洲大陆的政治威胁。若将英帝国与英国本土的安全相比较，后者的利益毫无疑问则大的多。因此，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欧洲和中亚，普法战争则加速了这种转向。

1861年，英国议会成立“殖民地军费特别委员会”，研究殖民地军费开支问题。针对帝国的所有部分在遇到危险时都向帝国政府求援的问题，该委员会提出了“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即：1、英国军队将逐步从殖民地撤出，集中保卫帝国的心脏地带。2、英国独自承担与帝国交通线直接相关地区的防务。3、殖民地应负责各自的地方开支，等等。该委员会主席A．米尔斯指出：“为了减轻帝国的负担，殖民地不但应该承担其国内安全和秩序之责，而且还应该协助帝国政府加强其外部防务。”^［2］

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由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调整了帝国的防务政策，由原来的“帝国承担殖民地防务与开支”转变为“殖民地自我防卫”，这不仅减轻了英国的负担与责任，而且使殖民地的军事力量成为了英帝国海外防务的补充，并由此拉开了英帝国从殖民地撤军的序幕。

（二）澳大利亚所面临的防务问题

根据“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在1862—1873年间,英国从海外殖民地陆续撤出了几十万驻军。1865年，英国议会专门通过法令，授权殖民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筹建海军。为此，在1868年和1875年，英国陆续派出大批军官前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帮助，并于1870年撤走了驻扎于澳洲的陆军。

自1788年期，澳大利亚就处于英国军队的护卫下，澳大利亚人为此而感到安全和骄傲。即使像克里米亚战争“恐慌”这样的插曲也是相对少见和遥远的。另外，澳大利亚从欧洲事务中的隔离在很大程度上为殖民地的实际安全提供了保证。1856年，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有关海上威胁的错觉也很快平息了。并且公众“倾向于回到他们原有的漠不关心中”。^［3］

然而，随着英帝国殖民地防御政策的调整，特别是英国于1870年撤走驻澳陆军后，澳洲的防务问题留给了几乎赤手空拳的澳洲人自行解决。尽管早在1863年，英国就以激励为手段，要求澳洲各殖民地责任政府自行招募军队，但澳大利亚人对英国要求各殖民地加强军备建设和加强自卫能力的呼吁并没有给予关注。时至80年代，澳洲各殖民地虽然先后组建了各自的武装部队，但不堪一击，根本不足以抵御外部的打击。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各拥有军队2000人和3500人，军费开支分别为8000—9000英镑。而在同一时期，英国拥有陆军189000人，海军58000人，军费为2800万英镑。澳大利亚各地的军队由志愿人员，其训练和管理十分简陋和松懈。由于设备器材不足，海军的训练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陆军士兵的训练周期也仅能维持两周，澳洲军官的职业素养也十分低劣。^［4］

而与此同时，德国、法国、美国、俄国等列强对太平洋地区虎视眈眈。它们的舰队和上传频频出没于南太平洋，更有甚者，德国于1885年兼并了新几内亚东北部以及邻近的岛屿。这是澳大利亚无法忍受的，使澳大利亚人逐渐感觉到了自己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二、澳大利亚解决防务问题的主要措施

面对严峻的安全防御问题，借助英国的力量来保卫自身的安全已经不可能了，澳大利亚人不得不寻求新的有效解决途径。

一方面，对于欧洲其他列强在南太平洋的扩张，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澳大利亚开始在南太平洋实行“澳大利亚的门罗主义”，即通过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建立澳大利亚的次帝国，从而保证澳大利亚本身的安全。因此，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兼并新几内亚的要求。然而，英国政府决不同意殖民者将这些广泛分散的岛屿并入一个已经庞大且累赘的帝国中的要求，即使是有帝国倾向较强的迪斯累利政府，也对占领新几内亚的想法为之变色，特别是当发现澳大利亚殖民区没有承担费用的意向时。^［5］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仍采取独立行动，昆士兰政府于1983年4月兼并了新几内亚东南部，并进一步要求英国政府合并斐济群岛和英属新几内亚。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逐步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加强建设自己的海军，并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求助于英国海军。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各责任政府逐步注重武装力量的建设，1883年，维多利亚政府设立了国防部，投资50多万英镑，用于实施以筹建陆军和海军为主要内容的“五年防御计划”。随后，其他各殖民地也如法炮制。一些地区的地方当局和居民还自发的致力于本地区的防务。如：在格勒尼哥，人们修建了一条通往阿德莱德的铁路，并从英国购买了两门大炮架在海岸边。^［6］在1887年召开的第一次殖民地会议上，就防务问题澳大利亚代表与英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并最终接受了海军部的有关海防方案。根据该方案，澳洲政府同意在十年内每年和新西兰联合提供12万6千英镑作为完全用于地方防御的澳大利亚舰队的费用；对于澳洲要求英国承担英王乔治海峡和托雷斯海峡防务的提议，英国最初的态度是推辞，而最后同意提供武器，但不承担进一步的责任。此外，英国还同意派遣英国军官前往澳洲，负责各殖民军队的标准化训练和统一指挥事宜。

三、澳大利亚防务问题对联邦运动的影响

在澳大利亚人为保卫自身安全而采取行动时，却与英帝国的利益产生了矛盾；而澳洲大陆各殖民区却因彼此的需要而走到了一起，进而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自我认同的意识，并由区域合作渐渐向成立联邦国家演进。因此可以说，防务问题是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发端，并推进了联邦运动的发展。

防务问题对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英澳之间出现分歧，澳自主意识加强。

防务问题是英帝国政策在澳大利亚所引起的最敏感的问题。在澳大利亚，英国的“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被称为“冷淡政策”，成为“被诅咒的对象，因为它使澳大利亚各殖民区面临着失去依恃的危险。”^［7］他们急切地向英国呼吁：我们希望从现在起，殖民地政策能够作为帝国政策，殖民地利益能够被视为帝国的利益。可是，英国则声称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应尽自己所能。这无疑给英澳关系投下了一个阴影。

对于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在南太平洋的扩张行为和要求，在英国看来殖民地的似乎过于夸大，认为他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当昆士兰自治政府兼并新几内亚东南部时，格拉斯顿政府正致力于同法国和德国就英国卷入埃及和地中海事务进行协商，并将昆士兰政府的行为看作是一个“对帝国利益”无益的障碍。^［8］这说明，英国和殖民政府在帝国的共同利益中已经无法拥有共同的语言。

而在1887年殖民地会议上通过的海军法案，进一步加深了英澳之间的矛盾。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澳英社会反应不一。热衷于帝国联合与帝国统一的英国人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而澳大利亚的社会舆论则认为会议的结果“过分了”，强调澳洲的利益没有得到维护。在昆士兰，殖民地会议通过的《澳大利亚海军法案》遭到了议会的批驳，在下一届的选举中，反对“租用的海军”或任何方式的 “海军捐献”的国民党得到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当时正在伦敦的南澳总理约翰．道纳爵士，则眼看着自己的内阁倒台。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是劝诱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出资支持英国的力量，而英国的武装力量在帝国主义竞争所造成的战争中不会用来保卫澳大利亚的国防，而只是用来保护英国的贸易的。”^［9］

由此可见，由于英帝国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澳大利亚防务问题，使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出现了不和谐。这使澳大利亚人认识到，澳大利亚的利益并不等同于英帝国的利益，澳大利亚的安全已经不能完全由英国来保护，并逐渐对母国感到不满，从而加强了澳大利亚人的自主意识。

其次，防务问题迫使澳大利亚人重新审视澳英关系，澳大利亚民族独立意识高涨。

英国在澳洲防务问题上所发仍性的政策是英帝国政策变化的结果，但这使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英帝国的“殖民地的自我防卫政策”以及对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扩张的态度，使澳大利亚人认识到作为“澳大利亚英国人”与“本土的英国人”的区别，这极大地伤害了澳大利亚对母国的感情，以至于澳英之间的离心力形成并加大。澳大利亚人认识到旧的澳英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从而使澳大利亚要求独立的呼声高涨，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也呼之欲出。

早在19世纪50年代，以约翰．邓莫尔．兰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和主义者就认为民族独立是一件好事。他说：“各移民区像是一些孩子，他们由父母抚养成人，然后割断羁绊而获得独立。”^［10］

1883年到1884年合并新几内亚和1887年的帝国海军方案，把澳大利亚政治家和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帝国的关系和澳大利亚在帝国中的地位上来了。在乐观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看来，这块南洋的广大土地，居然仍由世界那一边的一个国家在各方面进行统治，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悉尼公报》认为：澳大利亚即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将以美国为典范。这一主张得到新南威尔士立法大会议员，后任英国大臣的奥沙利文的相应，他有这样一种信念：“不出四十年澳大利亚的人口将达两千万……如果认为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可以由远隔一万六千里一个国家来统治，这是不合理的。”^［11］

因此，如果说100多年前，北美十三州的居民因税收问题而提出自治，进而逐步与母国分道扬镳的话，那么，此时的防务问题则促使澳大利亚人也开始步其北美“表兄弟”的后尘。

最后，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加速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联合。

对安全的关注是推动澳大利亚各殖民区联合的最早动因之一。英国“殖民地自我防卫政策”的实施和1870年英军的撤离使澳大利亚开始加强国防建设。然而各殖民区在地域上和政治上的各自为阵阻碍了军事力量的的强化。1878年就英属殖民地防务问题而召开的“卡那封委员会”就此指出：澳洲防务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澳洲各殖民地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军事合作。实现这种合作的真正障碍在于各殖民地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和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缺少全澳性的联邦政府。^［12］

作为联邦运动先驱的澳大拉西亚联邦会议于1883年建立，它是作为对英国政府反对昆士兰在新几内亚冒险的直接反应。会议赋予与澳大利亚相邻近的太平洋岛屿管辖权，这使帝国政府认识到各殖民区在太平洋事务上是用一个声音说话的。

1889年视察澳洲防务的爱德华少将认为不同殖民区的防务安排要连为一体，他同时指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联合，军事上的合作体制是不可能的。”^［13］帕克斯在他1889年10月的“坦特菲尔德演讲”中引入了爱德华的观点，他呼吁为了维护殖民地的安全和完整，需要一部联邦宪法。而爱德华少将的提议成为了19世纪90年代关于联邦问题争论的催化剂。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英帝国在19世纪中后期防务政策的调整使澳大利亚失去了赖以依靠的母国保护。面对严峻的安全防务问题，澳大利亚一方面通过加强军队建设、修筑防御工程、在南太平洋建立缓冲带来保护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仍寄希望于英国，希望英国能将澳大利亚作为战略重点纳入帝国防御系，从而增强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并进而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然而，在此过程中，英国和澳大利亚由于利益的不同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态度与政策使让利亚人大失所望，这给英澳关系蒙上了阴影，激发了澳大利亚社会潜在的民族独立意识；同时，出于国防建设的需要，有促进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区走向联合，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由此开始。

 

 

 

 

 

 

 

 

 

参考文献：

［1］［6］王宇博,《论19世纪中后期澳洲国防力量的形成》［J］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张红,《试论1868—1872年间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帝国政策》［J］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3］［5］［8］［13］M.Schreuder & S.Ward, Australia′s Empire［M］Oxford University.2008年版,P235,P237,P239

［4］王宇博，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130

［7］［9］［10］［11］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M］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P183,P186,P189

［12］L.Tra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n Nationalism.［M］ Cambridge University.1994年版，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