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蒋启良）

摘要：二战后，澳大利亚积极参加地区性建设，实施《科伦坡计划》，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军事援助等，对推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科伦坡计划是亚洲第一个国际性的政府间相互援助计划，在澳大利亚对外援助中，占主导作用。科伦坡计划性质具有多重性，不仅仅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且还涉及人道主义等，在援助方式上形式多样，从而对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客观性的多种影响。

关键词：澳大利亚 科伦坡计划 对外援助 东南亚 

《科伦坡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是亚洲第一个国际性的政府间相互援助计划，到目前为止参加国有29个[1]。对于“计划”的研究已有部分成果[2]，但国内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英美等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张秋生等人认为，在研究澳对外援助“计划”时，应结合澳援的内容分析其二重性(《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国外研究者中，丹尼尔·奥克曼认为评价科伦坡计划不能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而更应该考虑澳大利亚国际安全和国内文化。他认为科伦坡计划对东南亚国家具有侵略性，而不仅是防卫性。[3]在丹尼尔·奥克曼的《面向亚洲—科伦坡计划的历史》一书中，他介绍了澳“计划”的缘起，“计划”的影响及其历史发展趋势。[4]另一位代表人物马尔科姆·弗雷泽，他主要探讨了科伦坡计划的影响，认为该计划一方面加强了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系，另一方面冲击了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5]此外，阿德莫拉·阿德莱克等学者也谈到澳的“计划”加强了与美和英联邦的联系。[6]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援助的领域的不断开拓，国际关系理论不断的深化，研究的角度也逐渐多元化。通过查阅国内外的资料，笔者认为对科伦坡计划，特别是澳大利亚在该计划中对东南亚的援助，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笔者以国外的研究资料为主，结合国内研究的概况，着重从澳大利亚在科伦坡计划中对东南亚的援助性质的多重性、援助方式的多样性，援助影响的多元性等角度进行探索。

 

一、澳大利亚在科伦坡中对东南亚国家援助性质的多重性

澳大利亚在科伦坡计划中对东南亚的援助性质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重性。它既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有实际的经济目的；既有软实力的体现，也有人道主义的因素。因此，评价澳大利亚在科伦坡计划中对东南亚的援助性质，绝不能一刀切，而应当具体和全面的分析。

（一）国家利益。摩根索认为，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的，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人道主义援助和生存援助看上去是非政治的，但最终目的还是应有利于保持国际力量对比的现状。经济发展援助本身已经变成了和平时期转移资金和服务的意识形态，所以对外援助并没有更高的道德援助[7]。华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谋求霸权,建立安全体系,外援政策就是霸权工具。军援直接服务于加强两极世界的安全体系,而经援则是给这个安全体系争取盟友和朋友,与行贿没有差异,也为增强援助国的国力,特别是遏止共产主义,建立“合适的世界秩序”的工具[8]。对于“计划”的国家利益，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安全利益。澳通过“计划”对东南亚国家援助，主要考虑安全利益。首先，澳援助的国家类型，第一种是和澳关系紧密的国家，“经援仅仅是用来确保和提高现在的地位，这样比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关系更有意义”[9]；第二类被认为是中立的国家，只要在积极地经济援助下，他们可能加入联盟；最后一种，“那儿的政治环境已经无法用经济援助来防范，需要军事的介入。如果在那提供援助，其实就是一种浪费”[10]。澳外援的分类可以看出其深层次的内涵，加强与东南亚等国家的联系，保障自身安全，提高国际地位。

其次，要重视战后初期科伦坡计划制定的冷战背景。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瓦解，东南亚一些国家走上了独立道路，但是这些国家贫穷、落后，极需资本和技术支持，这就出现了加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澳不希望中国的崛起影响其地区目标的实现。[11]朝鲜战争爆发，澳从亚洲格局、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认为它不是孤立的，是“精心计划的鼓动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行动之一”[12]。澳认为除非这些国家得到经济和政治帮助，否则他们会很容易卷入共产主义。[13]1950年，澳外长斯彭德在其外交政策演说中强调：“亚洲的形势使越南正步中国的后尘，马来亚已经处于两难之中，泰国、缅甸、印尼将会变成下一个共产党活动的目标。因为美英并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所以现在地区安全压力压到了澳身上了。”[14]澳希望通过“计划”作为反共的前沿阵地，澳认为东南亚国家是阻挡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15]

最后，还应从地缘战略角度来加以思考。张著从种族文化观和地缘政治观的角度详细叙述了当时的亚澳关系[16]。以印尼为例，在“计划”中，澳对印尼的援助占主要部分。战后，澳日益认识到地区安全稳定与东南亚地区发展息息相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印尼是澳地区安全中最重要的支点，印尼是地跨赤道及亚洲、大洋洲的群岛国家。海域内的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等都是联结太平洋、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显要。

2、经济利益。澳通过“计划”对东南亚国家援助，表面为促进亚洲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但本质上，澳是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澳希望利用“计划”作为提高与东南亚国家商业关系的手段[17]。对外事务部长麦克布赖德指出：“通过‘计划’，可开发水果市场，开发迄今为止没有开发过的市场，刺激本国经济的发展。”[18]斯彭德也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离开它的地理环境……我们与东南亚的人民居住在一起，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商业和其他利益……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加强和他们的联系扶植我们的商业”[19]

因为澳资源的有限，所以在外援的过程中，认为可以充分利用东南亚国家的自然资源。以印尼为例，印尼南端与澳隔阿拉弗拉海遥望，濒临澳北端的印尼海峡，是联结澳西北部与日本及中东贸易的重要通道。作为澳的北方邻国，印尼是澳通向亚洲地区的陆桥。印尼充足的自然人口资源以及扼守着欧亚通道的广大岛屿对于澳而言具有重大战略利益。印尼是澳的北方战略屏障，同时也是澳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略原料的来源和距离最近的亚洲销售市场。

3、国家形象。王沪宁教授曾对软实力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认为国家的软实力应该包括“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社会的国家形象”、“国家的对外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20]在国家利益的内涵中，国家形象是一个重要环节。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体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21]澳外援蕴含着改善国家形象，增强地区影响力的目的。1944年，澳外务部长伊瓦特就指出：“现在有必要向世界上需要的地区去提供援助，去提高人们的财富。我们对邻近的地区有特殊的责任，应该给东南亚地区提供重建帮助，通过相互帮助，交换信息和共同协商等办法，解决一些如卫生、运输、经济发展和当地的福利等方面的特殊问题。”[22]

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相对于英美而言，澳具有先天的优势。英美作为老牌殖民者，其对外援助含有帝国主义的性质。而澳之前是英殖民地，饱受殖民之苦，与东南亚国家同病相怜，易于相互接近。澳在外援上采取无偿和分期付款的形式，对东南亚国家更加有吸引力，使东南亚国家人民感受到澳的友善。

（二）强化与英美的联盟。二战前，澳为英马首是瞻。战后，历届政府都把亚洲和美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23]对澳而言，因岛国的地理位置和稀少人口的状况所产生的强烈的不安全感，使之必须和某个（或某些）世界强国结盟。[24]如朝鲜战争爆发后，澳派出一支海军分遣队交由美国指挥，将驻日的澳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交由美使用，成为继美之后第一个出兵朝鲜的国家。[25]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派兵参加越南战争等都是澳追随美的重要表现。

战后，美形成了“遏制战略”，即对亚洲的“第四点计划”。而“计划”的目的与美“第四点计划”相吻合，同时由于自身资源的相对不足，美希望借助“计划”为冷战战略服务。[26]“计划”很重要的一点是向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提高他们“抵抗共产主义”的能力，与美战略利益不谋而合。[27]澳希望借此提高国际地位，得到美国的重视，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亲美路线。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和英自身实力的局限性，迫使英在1947年赋予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独立地位。这一时期，美正在酝酿“第四点计划”，争夺亚洲的主导权，英不希望失去传统势力。“计划”的制定，可以协调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行动，英澳作为发起国，为维护在亚洲的传统影响，加强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合作和联系。

（三）国内因素和人道主义。

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指出：“对外政策永远不能脱离国内背景的发源地。没有国内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对外政策。”[28]布鲁斯·麦斯基塔也强调：“国家关系的基本法则就是国际政治由国内事务所塑造并源于国内事务。”[29]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的优先方向及效果。“计划”的实施将澳的信念、程序、方式带到了受援国。澳历史经验和社会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表现出来,向外释放，促进观念流动,促进澳与东南亚居民的联系。

人道主义援助主要从人道关怀出发，对国界以外的人类苦难负有责任，希望福利国家的理想和实践能够跨国界延伸。斯彭德说：“我们可以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民主政治制度，促进他们经济的发展，从而可以阻止政府被颠覆，同时能够抓住发展机遇，提高生活水平。”[30]在“计划”中，澳不断增强新的功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在1973的对印尼的紧急援助，以及利用资金防止毒品的泛滥，在发生地质灾难时也从“计划”中，紧急拨付资金提供援助等，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二、澳大利亚在科伦坡计划中对东南亚国家援助方式的多样性

澳在“计划”中对东南亚国家对外援助形式多样，主要分为资金援助，技术援助、教育援助、军事援助等等，其中主要是资金和技术援助。

（一）资金援助

从1950年到1967年，澳在“计划”中的资金投入就达到141,751,000A＄[31]。1963年，澳投入2000万英镑。在“计划”投入中，美占国民收入的的0.64%，英占0.43%，德占0.29%，加拿大占0.20%，澳高达0.52%。[32]在“计划”下的澳双边援助包括经济发展项目，技术援助项目。“到目前为止，澳在经济发展上的援助，主要是机器和设备援助，已达到了1.03亿美元。项目包括在泰国和马来西亚修建铁路，柬埔寨的水利灌溉项目、印尼的通讯项目，以及几乎所有科伦坡受援助国的基础工业和辅助工业。同时澳还向一部分国家赠送小麦，面粉、肥料、煤炭和纸张。所有这些资金和礼物都被用做当地发展项目。”[33]

（二）技术援助

澳“计划”技术援助主要包括：提供专家服务、培训设施及赠与设备。澳通过专家指导等方式为东南亚国家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到1968年，技术援助投入超过5200万美元，向亚洲派遣了1297名专家，提供了1.03千万美元的设备用于中学、大学和各种项目专业和示范项目[34]。到60年代中期，澳500多名专家已完成约650个“计划”的任务。有40%的专家到马来亚，116名专家到新加坡，泰国105位，印度64位、锡兰65位、巴基斯坦58位、柬埔寨33位[35]。1953年后的10年，在教育、培训、设备的供应费用逐渐增加，从1954/1955年的22%，到1963/1964年的46%，1970年，重点项目的投入和科技的投入已经达到了平衡。[36]

（三）教育和培训援助

澳非常重视教育，在头10年就提供了3125万英镑信贷，此外拨出325万英镑作为奖学金，提供给亚洲大学生，让他们在澳大学、师范学院和专业技术学校学习。[37]1951-1965年，澳总共接收了5500名学生和培训者，来自15个国家。到1954年底，600名来自东南亚的学生根据“计划”领取奖学金居澳学习，另有79名澳专家赴东南亚各国服务。到1968年，澳接受由“计划”资助的9400名学生和受训人员，其中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获准久居澳洲。[38]澳还创办了很多的民间组织，如扶轮社、埃佩克斯协会等。这些组织会迎接到达的学生，安排适当的住所，帮助解决个人问题。1953年，澳外长凯西发起了“满足您的邻居运动”，安排学生参加澳家庭宴会，[39]增进留学生对澳的了解。

1951年，澳高级专员署在新加坡的一等秘书亚历博思威克，提出给运动员拨款去亚洲做教练的建议。他建议从“计划”中拨款，让游泳冠军约翰·兰迪，网球冠军的教练弗兰克·塞奇曼去亚洲给年轻人做教练。[40]后来，计划还被用来提供体育设备和奖学金。科林穆迪建议澳在网球、游泳、足球等领域增加投入。[41]这样，既可以提高旅游收入，还可以增强交流，作为促进“对澳民众普遍认识和理解”的手段。[42]实际上，民间的文化交流更能增进民族感情，其影响力将大大超过政治影响力。

（四）军事援助

“计划”实施后，澳就收到了亚洲国家请求训练当地警察和安全部队的请求。泰国最早提出，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也相继提出类似请求。[43]1951年，斯彭德提出“短期的军队训练”，提高他们的公共管理能力。1953年，巴基斯坦和澳高级专员署接触，希望进一步在澳培训警察。1955年，凯西突破了公共管理训练的界限，进一步将“计划”政治化。他要求ASIO的总署署长查尔斯，在“计划”资金下，训练泰国小部分说英语的人，教他们反颠覆技术。[44]其中一个重要的学员是Tran Van Khiem，越南总统的前秘书长，他完成4个月的军事培训，学会了在西贡对付恐怖主义的技巧。[45]后来，训练的人数持续增加，1965年，已超过100人。[46]但由于训练警察属于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数字不一定精确。1964年，在“计划”下澳给南越政府提供了15个火车车厢，表面上为发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实质上是部队、设备和军用物资的运输渠道。[47]

（五）公共外交

为配合澳外援，提高国家形象，传播民主和亲西方的价值观，消除学校、青年组织和其他政治、文化和宗教组织的共产主义影响，在“计划”资金的帮助下，澳外交事务部发展了一整套包括杂志、报纸的宣传体系。凯西还鼓励非政府和非政治性的团体协会参与进来，如澳--亚组织，凯西认为“宣传的价值不低于能源部队”。[48]澳专门成立海外规划委员会（OPC），该委员会制定了三个基本原则。首先，澳被描绘成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可分享亚洲发展资源；其次，澳不是一个大国，所以不用担忧，相反像澳这样一个稳定的政府，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安全保证；第三，宣传强调澳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整个地区合作。[49]OPC认为涉及的人越多，效果就愈明显。亚洲人易受感动，因为曾经受贫困，殖民主义，缺乏民主的烦恼。

1950年，斯彭德写信给澳广播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博耶，让他把澳电台作为重要的外交政策的工具。[50]战后，美认为亚洲有普遍的反美情绪，由澳宣传，更可能成功地推动亲西方的观点。澳电台，使得“计划”成为澳和亚洲的前沿阵地。为加快速度，澳将大概1000套设备分配到东南亚，绝大部分在越南。[51]到60年中期，“计划”在广播领域的投入已经从1950的2%到60年代的6.5%。[52]1957年，澳创办了《北半球》杂志，澳外长凯西认为英语是最好的传播工具，英语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和心理的工具，是“在我们手中的武器”，使用英语是一石两鸟的计策。凯西还建议文学作品补贴方案，为了与苏联和中国发起的类似计划竞争。[53]1万册左右的资料被分配给东南亚国家。澳还拍摄一些电影来传达力量和刚强的主题，给亚洲人民传递“亚洲国家也可能发展到（澳）舞台”的信息。[54]

 

三、澳大利亚在科伦坡计划中对东南亚国家影响的多元性

澳大利亚的“计划”表面上是对亚洲的经济介入，但实质上是政治和文化的介入，有明显二重性。但分析和探讨“计划”，不能仅从积极意义或消极意义角度概括，而应该把握其多元性。

（一）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为东南亚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提供了条件。澳“计划”在消除发展中国家贫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促进良好的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建立。澳在“计划”中的资金援助像燃料，无疑促进了运输、移民和农业发展，因为经济和技术援助是经济发展和自我提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5]1959年，“计划”组织咨询委员会公报中，经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农业生产有显著恢复，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发展，商品在国际市场情况有所平衡。出现了每一人口的实际收入增长的征兆，教育和公共卫生，也有显著的发展。铁、煤、石油和工业总产量增长。

在教育领域，1956年，有309人获得理科学位，206人通过学位考试，过关率达66.7%。[56]至1963年，学生的整体合格率从71%上升到79%。[57]至1980年，有2万名学生受益[58]。澳在东南亚国家完成了几百个项目，培养了大批学者，为东南亚国家发展储备了人才。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农业、土地灌溉、电力、环境保护、卫生等发展，国民收入明显提高，为由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变提供了基础。

（二）增进了澳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推动了澳亚关系的发展。留澳学生回国后成为政治精英，有利于未来外交关系的改善[59]。改变了亚洲人对澳的认识，缓和政治矛盾。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回国的学生产生了雪球效应，他们的工作受到了“计划”的影响。[60]澳“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澳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大量的移民涌入澳，推动了澳多元文化政策和社会稳定与发展，改善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军事援助的过程中，提高了东南亚国家的保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利于公共管理能力的提升，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冲击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1901年在第一届澳联邦会议上形成了白澳政策[61]，白澳政策一方面对国内的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对自身的国家形象也产生了损害。而科伦坡计划实施后，白澳政策日益受到冲击，留学生维克托这样评价：“我很快意识到，所谓的白澳政策，根本不存在。”他继续说，“亚洲人很少能得到欣赏，澳的移民法的目的不是个人的排斥，而是维护国家统一，解决自己的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62]在“计划”下，亚洲学生可以到澳学习，他们感受澳生活水平，与澳洲的学生交换观念，利于打破双方的偏见和误解。有色人种的学生占整个澳高校学生的百分之十，他们相互学习、帮助和了解，利于消除澳的种族主义的偏见。

同化的信条使得学者们用澳的观念去理解种族社会和文化交流与移民政策的联系。[63]在澳总理孟席斯回忆录中，“来自亚洲的学生和学者在每天的社会生活中与澳洲人相互联系，大大扩大了人们的经验和认识自我。”[64]澳“计划”的实施，极大地冲击了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思想。甚至比孟席斯政府还保守的移民部长A.R唐纳都受到了“反种族主义”的影响。1958年，他竟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旨在废除默写考试法案的决议。[65]正如张天所说，“计划”的优点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冲击了种族主义和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白澳政策。[66]

（四）提升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形象。澳在“计划”中的努力，以及“计划”通过广播、杂志等媒体的宣传，强化了澳在亚洲的影响，塑造了澳在亚洲的人道主义形象。英国的一名驻外大使P.H.格瑞博斯，写信给英外交部，抱怨英缺乏对“计划”的宣传。他指出，在亚洲他从未听过英在“计划”中的努力，但经常看到澳和新西兰在当地报纸上的宣传，甚至很多人都认为“‘计划’是澳和新西兰在运行的”。虽然澳大利亚在“计划”中的投入并没有超过美英，但宣传到位，自身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53年，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雷蒙德瓦写信给凯西，“‘计划’资金集中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在文化投入上，资金少，但效果显著。”[67]

澳大利亚在“计划”中的对东南亚的援助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如：（一）意识形态因素和管理不合理，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有限。1958年，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的前雇员村宁海姆，批评澳在巴基斯坦的援助项目，田野中有生锈的澳拖拉机，还有育种计划的100只绵羊全都死了。[68]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仅有外部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接收国内部需要进行改革，充分运用资金，还需要两国相互沟通。但澳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援助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卢明华教授认为：“解决这些全球问题，固然需要国际救济和援助，但任何救济和援助都有暂时的应急的，数量有限，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还是要靠各国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69]

澳并未重新评估援助计划本身的方案和福利的有效性，而关注如何防止共产党的渗透。澳虽投入大量资金，但只有小部分的资金用来购买澳商品和服务[70]。“在‘计划’实施8年后，一些官方的数据表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仍比较落后。人口增长过快，食品供应低于战前水平，工业产值不平稳，贸易额下降，多数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失衡。资本积累率未达到预期效果，供需矛盾仍很艰巨。”[71]除此之外，管理不善，资金使用不透明，只有上层的一些人，能享受“计划”的福利，使得富者愈富，贫者越贫，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72]

（二）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澳外长前助理秘书约翰基斯瓦莱写信给凯西，提出澳援助管理缺乏精密考虑、累赘，进程缓慢。[73]在项目开始的第一年，三位西澳大学亚洲学生，一个自杀，一个精神崩溃，原因均为社会孤立。[74]因为亚洲经济问题以及澳未提供完善的住房条件，引起了留学生的不满。政府和媒体往往把亚洲学生当成潜在的间谍。民营工业也担心澳学员会带回商业秘密，然后与澳作对。《每日镜报》猜想澳“计划”的学生可能前往机场、军营，国防设施拍照片，要求读者记住在战前来澳的日本商人和学生。[75]

由于语言问题，老师和学生经常发生误解，有人建议可以给研究生提供出国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本科生才有去澳学习的机会，这样就能解决语言方面的问题。由于居澳时间太长，澳担心他们将制定出不切实际的国家发展计划，对自己国家的发展产生不满。[76]其中有些学生在校园产生了浪漫的爱情，不想回国为国努力奋斗，养成了澳的生活方式，显然这不是澳所想看到的结果。

四、结语

澳“计划”仍在运作，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还在运行的援助方案。“计划”在客观上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双赢的目的。在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时期，对外援助已具有许多新的特点，而澳的对外援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研究澳的对外援助，不仅可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研究，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实践亦有重要借鉴作用。

从援助国来看，当今的对外援助已经逐步脱离了意识形态的制约，更多的是关心国内经济发展以及对外资本的输出。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更重视经济效益，希望利用受援助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推动国内的就业和扩大生产。从受援助国方面来看，以往主要是关心援助国能够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受援的不发达国家的统治上层也在谋取自身经济利益，因而对外援助过程不便于监督，使其援助漏洞较多，效果不佳。现在受援国则更关心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接受对外援助时，援建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更加透明、规范和注重实效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在断推动国内的政治改革，从而更加有利于吸收援助所带来的实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也在日益提高，这其中也离不开对援助手段的运用。自建国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对外援助，如对越南、巴基斯坦、朝鲜的军事援助，对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等等，但是当时的对外援助就总体而言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角度来考虑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对外援助方针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开始关注双赢，既考虑其政治意义,又考虑经济意义。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也注重遵循经济规律,遵守国际规则,为中国的总体外交工作服务。在对外援助中将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继续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和国家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应该强调的是在援助的过程中，公共外交的运用是值得借鉴的。公共外交即宣传，在实施对外援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避免受援国所认为的带有西方“新殖民侵略”色彩的误解，给援助带来实际的政治和文化效果。我国在对外援助中，既要考虑产生实际的效果，促进双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同时还要考虑援助方式的多样化，通过广播新闻等宣传方式，达到理想的效果。使我国的对外援助在为国家基本利益服务大前提下，为受援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有实际意义的贡献，进一步推动国家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蒋启良：男，江苏泰州人，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7级本科生，2011年考入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发表核心论文一篇。《澳大利亚对东南亚援助的研究（1945-1971年）——基于澳大利亚在东南亚的战略视角》，荣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全国历史学本科生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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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大利亚（1950）、新西兰（1950）、巴基斯坦（1950）、斯里兰卡（1950）、美国（1951）、印度（1950）、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951）、缅甸（1952）、尼泊尔（1952）、印度尼西亚（1953）、菲律宾（1954）、日本（1954）、泰国（1954）、马来西亚（1957）、韩国（1962）、不丹（1962）、阿富汗伊斯兰国（1963）、马尔代夫（1963）、阿富汗伊斯兰国（1963）、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966）、新加坡（1966）、孟加拉国（1972）、斐济（1972）、巴布亚新几内亚（1973）、蒙古（2004）、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2004）、文莱达鲁萨兰国（未标年代），资料均来自http://www.colombo-plan.org/

[2]对外援助研究概况：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刘丽云《国际政治学理论视角下的对外援助》、刘国栋《罗斯托的发展援助理论评析》、张郁惠《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等。对于科伦坡计划的研究主要有：沈君，《关于科伦坡计划》、史一涛《论科伦坡计划》、孙建党《科伦坡计划及其对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援助》、孙建党《冷战与科伦坡计划的起源》、贺书丹《美国的东南亚援助政策与科伦坡计划》等。

[3]Daniel Oakman,"The seed of freedom: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Colombo plan",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ume 46, Number 1,2000,pp.67-85

[4]Daniel Oakman, Facing Asia,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

[5]Malcolm Fraser，"Liberals and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ume 51, Number 3, 2005, pp. 332-345.

[6]ADEMOLA ADELEKE,"Playing Fairy Godfather to the Commonweal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mbo Plan"

[7]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Ai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2.(June 1962),P301-309

[8]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Random House,1979,P200

[9] "The Colombo Plan :An Appraisal",DEA,1952,CRS A 4311 item 141/1,AA

[10] "The Colombo Plan :An Appraisal",DEA,1952,CRS A 4311 item 141/1,AA

[11] 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12] 侯敏跃：《中澳关系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13] Australian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CRS A 1838 item 532/5/2/2,AA

[14] P.Spender,Politics and a man ,P310-313

[15] 李志良著：《南十字照耀在星空》,西安：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83-84页

[16] 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30页

[17] Lyndon Megarrity Regional Goodwill,Sensibly Priced ,commonwealth Policies Towards Colombo Plan scholars and private Overseas Students,1945-72

[18] CPD (HoR), vol. 8, 4 October 1955,P1168–69

[19] P.Spender,Politics and a man ,P310-313

[20]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实力”，《复旦大学》（社科版），1993年第3期

[21]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22] CPD,180,30November 1944,P2536-2537

[23] 张天：《澳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3-364页

[24]黄源深、陈弘著：《从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0页

[25] 李志良：《南十字照耀在星空》，西安：知识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88页

[26] 刘雄：《美国的亚洲遏制政策与“计划”（1949-1958年）》，收录于崔丕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5页

[27] 刘雄：《美国的亚洲遏制政策与“计划”（1949-1958年）》，收录于崔丕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5页

[28] 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等译；上海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29] 布鲁斯麦斯基塔：《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

[30] G.Greenwood,Aproaches to asia,P41

[31] G.Greenwood,Aproaches to asia,P.39

[32] G.Greenwood,Aproaches to asia,P44

[33] G.Greenwood,Aproaches to asia,P38

[34] G.Greenwood,Aproaches to asia,P38

[35] Council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South and South East Asia, The Colombo Plan Technical Cooperation Scheme: report for 1953–1954, London, 1953,P21–28

[36] Review of Australian external aid:assessment of Colombo Plan training ,Doc.AR/51,16 December 1964,A1838,2020/1/24/23.NAA；

[37] 张天：《澳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

[38] 李志良著：《南十字照耀在星空》，西安：知识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83-84页

[39] “Meet Your Neighbour” campaign:Mr Casey's support,press release 41, 26 April 1953, A1838, 3004/11 part 1, NAA

[40] Letter, Borthwick, Singapore to Tange, 19 May 1956, A1838, 3004/11/33,NAA

[41] Memo, Moodie, Rangoon to DEA, 12 February 1955, A1838, TS383/1/1/1 part 1,NAA

[42] “Sport as a means of contact with Asian Countries”

[43] John Hood, ‘Police training for Asian nationals in Australia’, undated (circa June 1954), A1838, 3004/11 part 2,NAA

[44] Memo, Casey to Plimsoll, 19 January 1955, A10299, A21, NAA

[45] Cable, Australia Legation, Saigon to DEA, 13 August 1955, A1838, 688/9/2, NAA

[46] Austral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Bureau, Australia in facts and figures, various issues,1955–1965

[47] Cabinet submission 454, P.Hasluck, 2 October 1964, A5827, vol. 14, NAA

[48] Casey, Cabinet Submission 241,‘Australian activities in the Cold War’, A4940, C1147, NAA

[49] Casey to Tange, 10 January 1955, A10299, A21, NAA

[50] Letter, Spender to Boyer, 9 May 1950, Boyer papers, MS 3181/2/15, NLA

[51] Letter, Shaw to Heffer, 5 April 1955, A1838, 383/1/1/1 part 2, NAA

[52] Austral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Bureau, Australia in facts and figures, no. 48, December 1955,P37–38;

[53] Letter, Casey to Holt, 14 August 1959, A1838, 563/6/5, NAA

[54] Daniel Oakman, Facing Asia,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P166-167

[55] G.Greenwood,Aproaches to asia,P39

[56] Progress of Colombo Plan students at Australian universities,1956, A1838,2020/1/11,NAA

[57] Figures for 1959 can be found in ‘Report of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Commission o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1958–1963’, A1203, 379/16/AUS,NAA

[58]http://www.nma.gov.au/collections/collection_interactives/harvest_of_endurance_html_version/explore_the_scroll/colombo_plan/

[59] 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60] Memo, Economic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Branch to Shaw, 6 October 1955,A1838, 2048/2 part 7, NAA

[61] 李志良著：《南十字照耀在星空》，西安：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62] V. Sumathipala, W. Perera & D. Kodagoda, We look at Australia, Sydney, Austral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Bureau,1956

[63] Daniel Oakman, Facing Asia,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P213

[64] R.G. Menzies, The measure of the years, London, Cassell, 1970,P48

[65] Russel Ward,op.cit.,P317(转自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66] 张天：《澳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

[67] Herald (Melbourne), 27 April 1956; Sydney Morning Herald, 29 June 1956

[68] Daniel Oakma, Facing Asia,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P154-157

[69] 卢明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5页

[70] G.Greenwood,Aproaches to asia,P39

[71] G.Greenwood,Aproaches to asia,P42

[72] Cold War – outline notes – working paper

[73] Memo,J K Waller,Assistant Secretary,to Casey,May 1957

[74] Daniel Oakman, Facing Asia,A History of the Colombo Plan,P183

[75] Editorial, Daily Mirror, 21 August，1953

[76] Review of Australian external aid: assessment of Colombo Plan training,Doc.AR/51, 16 December 1964, A1838, 2020/1/24/23,N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