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陈成琳）

内容提要：澳洲社会对于外来移民向来持着欢迎的态度，澳洲在安置难民方面发挥了一个作为第一世界国家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2001年8月26日“坦帕危机”的发生，面对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船民，霍华德政府出台了“太平洋解决方案”， 对入奥的难民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标志着境外关押政策的开始。该政策损伤了澳大利亚的声誉，使寻求庇护者增多。本文旨在通过介绍坦帕事件及澳大利亚政府的相关措施，分析境外关押难民政策实施的原因以及国际社会对该政策的评价。

关键词：坦帕事件 难民 船民 避难寻求者 境外关押

       难民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根据联合国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公约》和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的定义，难民是指：“现居住在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之外的地方，因为种族、宗教、国籍、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团体或是政治立场，有正当理由畏惧会遭到迫害，同时由于惧怕此种迫害不能或不愿接受原居住国的保护或返回该地的人”[1]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全球大约有2590 万名无家可归者，其中包括 1040万难民，82.7 万名避难寻求者和155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这是比2010年多出70万人。[2]

       澳大利亚大规模地接收难民始于二战结束之后。由于战火的蹂躏，大批流离失所和逃离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滞留西欧，给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难民问题成为当时最为棘手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于对促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国防、承担人道主义责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澳大利亚挑选并吸收了众多来自欧洲的难民，由此拉开了澳大利亚大规模接收难民的序幕。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越战的失败导致大批越南船民[3]前往澳大利亚寻求避难。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弗雷泽政府把对难民的吸纳从移民政策中剥离出来，制定了首个官方的难民政策，坚持“控制进入”的原则。80 年代末期，霍克和基廷工党政府对来自柬埔寨等地的船民引实行“强制拘留”的政策，即只有经过审核证实为真正难民的船民才授予难民身份并留在澳大利亚。然而，随着2001年8月“坦帕危机”的发生，面对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船民，霍华德政府出台了“太平洋解决方案”，该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境外关押政策的开始，澳大利亚对于难民的进入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一、坦帕事件及其政府回应

       2001 年 8 月 26 日，一艘名为坦帕（MV Tampa）号的挪威货船，在靠近澳大利亚的水域从一艘将要下沉的印度尼西亚船只上救了 433 名避难寻求者。这些人大都是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他们试图到达澳大利亚的圣诞岛，该岛距珀斯有 2，650 千米离爪哇只有 350 千米，他们计划到那里寻求庇护。一开始，坦帕号船长阿恩·瑞纳本打算将这些获救者送回到印度尼西亚的默克拉港，但遭到了船上获救者的一致反对，因此坦帕号不得不调转航向开往圣诞岛。此时澳大利亚政府正式要求瑞纳船长驶向印度尼西亚并且命令它待在澳大利亚领海以外的水域。船长考虑到一些获救者的健康状况、船上缺乏食物且获救人数众多等诸多原因拒绝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命令。8月27日，船长要求澳大利亚政府给予船上避难者食物及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因为此时船上一些获救者处于脱水状态并有一些人失去知觉，还有1 名断腿者和3名孕妇。[4]但是澳大利亚威胁如果瑞恩船长把这些获救者带到澳大利亚的话便要指控其犯有人口偷渡罪。8月29日，坦帕号驶向澳大利亚并停在距离圣诞岛 4 海里的地方，此时，澳大利亚政府派出 45名特别空中勤务部队登船并控制了坦帕号，阻止任何人登陆。

       与此同时，霍华德总理迅速作出反应。他在国会引入了《2001 边境保护法案》，将驱逐任何非法的船只的追溯力提前到 2001 年 8 月 29 日清晨前。边境保护法案很快在众议院通过却在 8 月 30 日的参议院被否决了，因为反对党认为这个法案赋予的权力太宽泛而且在处理“坦帕事件”中没有必要的效力。墨尔本的律师提交了两套合法的诉讼来帮助坦帕上的难民反对联邦政府。他们要求联邦法院的法官托尼·诺斯命令政府在整个听证会结束之前不要让坦帕船离开澳大利亚水域。

       9 月 1 日，霍华德宣布已经与新西兰和瑙鲁达成协议，同意帮助澳大利亚为这些避难寻求者提供住处。根据此协议，新西兰将接受 150 名来自坦帕号船上的人并且永久承认他们是难民。瑙鲁将接收剩余的避难者，并承诺在其境内建立难民处理中心，做为回报，澳大利亚政府答应给予瑙鲁两千万澳元用来改善电力、通信和医疗服务。[5]

       9 月 3 日，澳大利亚海军把坦帕上的避难寻求者转移到一艘运兵船马努拉号上，打算先把他们运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然后再把他们送到新西兰和瑙鲁。4天后在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路上，澳大利亚海军拦截了另一艘船阿森号。在这艘船上载有超过 200 多名的避难寻求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伊拉克。在不能令其调转方向远离澳大利亚之后，海军也把这些人转移到了马努拉号上。紧接着，澳大利亚联邦法庭裁定政府扣留坦帕避难寻求者的行为非法，并要求他们必须返回澳大利亚。尽管是强制命令，但霍华德命令马努拉号绕开巴布新几内亚继续前往瑙鲁。9月17日，马努拉号抵达瑙鲁。当日，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法院推翻了先前的决定并裁定政府拒绝坦帕号上的避难寻求者进入澳大利亚的行为合法。[6] 从9月19日开始，由于在瑙鲁建设的设施开始使用，每天大约有100名避难寻求者登岸瑙鲁。但是登陆计划并不顺利，9月21日，超过200 名乘坐阿森号的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避难寻求者拒绝登陆瑙鲁，坚持他们应该进入澳大利亚。谈判持续了两周，瑙鲁要求它将不接受被迫迁移来的避难寻求者，不过最终在 10月4日，船上所有的避难寻求者全部登陆瑙鲁。

       “坦帕事件”发生之后，澳大利亚的一系列强硬措施立即招致世界各国的批评和抗议，澳大利亚政府甚至与联合国秘书长发生了争执，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让的霍华德政府停下脚步。为了反对坦帕船民和随后的非法到来者，澳大利亚国防部队中的海军和空军联合起来阻止他们登陆，其中海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论何时，只要在海上发现避难寻求者，海军船员就会出现在那里履行澳大利亚政府赋予的特殊任务。先是竭力劝阻他们改变航向，如果不奏效，拦截他们并使他们尽可能的远离澳大利亚。[7]以前，海军的职责是海岸监视，负责发现和阻止“非法到来者”，只是充当澳大利亚海关的支持机构。然而，坦帕船民的到来改变了这个状态。在处理非法避难寻求者方面，澳大利亚国防部队成为了领导者而不再是“支持机构”。国防部队功能的扩展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对避难寻求者的态度：他们不是寻求保护而是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有必要动用国家军事力量——澳大利亚国防部队——拦截这些潜在入侵者。

       除了在边境防范上加强了措施，霍华德政府还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的法律来遏制船民的到来。这些法律主要包括：《2001年边境保护法》、《2001年移民修正案法案》以及移民法的一些相关补充方案。《2001年边境保护法》赋予了澳大利亚政府更多的权力来行使它的行政管理权，进而“保护”澳大利亚的边境安全。《2001年移民修正案法案》中加入了一个新的“删除境外区域”的概念，这些删除区域包括圣诞岛、阿什莫尔和卡迪亚岛、科科斯岛、澳大利亚海以及其军事设施资源，此法案在 2001 年 9 月 27 日开始生效。[8]

       2001 年修订的各项针对船民的法律构成了众所周知的“太平洋解决方案”（Pacific Solution），据此来处理境外避难请求。此解决方案通过把船民转移到太平洋岛国来否决避难寻求者在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权利。以“太平洋解决方案”为基础的一系列法案和措施构成了霍华德时期“境外关押”难民政策的主要内容。就其本质而言，它与“强制拘留”政策是相同的，都是劝阻避难寻求者不要在澳大利亚领土上寻求庇护，然而这次，“境外关押”政策比“强制拘留”政策更加的严厉，因为被拦截的避难寻求者他们的难民申请从境内转移到境外处理了。该政策旨在强调对澳大利亚本土边境的防御，通过大量删除领土来阻止船民的到来，以逃避国际法中关于难民处理中的“不推回原则”，同时将船民转移到国外的拘留中心，显示其政策的强硬性。在联合国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中对“不推回原则”有明确的规定：庇护国对避难寻求者不能拒绝，如已入境不得将其驱逐或强制遣返，此即难民处理中的不推回原则。因此，依据该此原则，对于进入澳大利亚境内的船民，他们有正当的理由要求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保护，而霍华德政府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国家的领土从移民区域中删除，从而使其不受不推回原则的约束。[9]为何在“坦帕事件”发生之后，霍华德政府要出台如此严厉的难民政策呢？

二、“强制拘留政策转向境外关押”的原因分析

       首先表现在经济上。战后澳大利亚的经济实现了腾飞，新型的工业、矿业、畜牧业和农业蓬勃发展，使它迎来了经济繁荣和高就业率的黄金时代。不过好景不长，从 1970 年开始澳大利亚的经济开始显现颓势。8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萧条沉重打击澳洲经济，自 1990 年 8 月以来，失业率居高不下，一直在 8%以上[10]，面对严峻的挑战，澳大利亚工党政府采用一套经济激进主义政策，大幅的降低关税，结果是澳大利亚不得不卷入到全球化的竞争中去。从国外特别是来自亚洲国家的便宜商品对澳大利亚的制造业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相对粗放的第一产业也面临着美、加等国强有力的竞争。最严重的打击发生在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从而造成澳大利亚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工人大规模的失业。1996 年上台的霍华德政府基本沿袭了前工党政府的政策，经济发展乏力，造成当时澳大利亚约 30%的人口，主要是工薪家庭、蓝领阶层等年收入在官方公布的人均贫困线以下。到了 2001 年，经济进一步的恶化。3 月澳元持续下跌，作为对策，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削减官方利率 4.5%，随后在 4 月初进一步下降到 5%。9 月，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美国的军事报复的实行造成澳大利亚旅游业的下降，占澳大利亚国内航线份额 40%的第二大航空公司安捷航空宣布破产，造成 16，000 人失业，导致澳大利亚 9 月的失业率达到了自1999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1]

       面对巨大的失业率，澳大利亚国民特别是那些失业的人很容易感到恐惧、不安并引发不满。工作中的人们害怕他们可能在某个时候失去工作，而失业的人们不顾一切的想找到新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新的到来者在他们看来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种威胁。在经济困难时期，很难想象在有限的福利和经济资源下让他们去欢迎不请自来的船民与他们共同竞争。因此，毫无疑问，相当多的澳大利亚人不愿意接收船民。在坦帕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有人做了这样一份民意调查（表1），70%的城市居民和72%的其他地区居民态度强硬，认为应该对这些避难寻求者在其申请审理完拘留他们。而允许他们在申请审理前生活在社区的比例，城市居民只有 23%赞同，其他地区的居民比例仅有 19%，据此判断，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倾向于对船民采取严厉的措施。

表1 对船民和拘留的态度 （2001 年8—9月）

资料来源：Katharine Betts，“Boatpeople and public opinion in Australia”, People and Place, Vol.9, No.4，2001.

      其次，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也促使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坦帕事件发生之后正值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之时，据有关统计大约 65%的投票人认为政府在船民问题上应该采取严厉政策。[12]在政治权力竞争的生死攸关阶段，要想在选举中获胜，考虑大多数公众的感受是选举成功的关键。为了迎合这些投票人，联盟党和工党自然都不会放过向民众显示他们对避难寻求者的强硬立场。大选之前，联盟党的民调并不令人乐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工党。为了能够赢得更多选民的垂青，联盟党在移民和避难寻求者问题上为选战添油加醋。它指责工党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态度软弱，必须对未授权的避难寻求者尤其是船民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尽管如此，联盟党的依然没法改变民调不高的状况。然而，“坦帕事件”的发生为给联盟党带来了转机。联盟党领袖霍华德先发制人，他信誓旦旦的许诺他将不允许任何船民进入澳大利亚并决定把船民问题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他在国会发表了大量的言论批评避难寻求者，并说道，“我们不是个软柿子，我们也不是一个谁来谁就可以践踏我们主权的国家”“我们将决定谁来到这个国家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霍华德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也增强了保卫国家安全的信心。在这些支持者看来，霍华德显示了强大的领导力并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的演讲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共鸣：“我认为霍华德是个强有力的领袖”“我喜欢他们在船民和所有其他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立场。”“霍华德在船民和其他事务上都很强硬”。 [13]

       然而此时，工党领袖比兹利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他先是支持霍华德不允许坦帕船民进入澳大利亚，之后又反对专门制定制裁避难寻求者的严厉立法，他的这种态度令选民捉摸不透。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工党又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了新的边境法律，搞的里外不是人，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霍华德凭借自己的政治敏锐性，利用“坦帕事件”为自己创造了机会，并且通过驱逐坦帕船民进入澳大利亚抓住了这个机会。11月的联邦大选没有任何悬念，霍华德利用自己的强硬手段第三次登上权力的宝座。

       再次，美国“9·11” 恐怖袭击是强硬政策的客观推动力。2001年9月11日，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挟持了4 架飞机，撞击了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并彻底毁灭了纽约世贸大厦的双塔。“9·11”事件的发生则再次唤起澳大利亚民众对边境安全的担忧与渴望。仅在一周前人们根据广播还认为船民仅仅是“插队者”，可现在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变成“恐怖主义分子”了。表2是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澳大利亚人对船民态度的民意调查，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9·11”之后的民调比之前的民调在“遣返所有船只”方面上升了 6%，其中男性公民、50 岁以上的老年人、非首府区和联盟党的倾向更加明显。

       由于“9·11”的发生，加之此时的避难寻求者多来自阿富汗，因而他们被人为的与恐怖主义分子建立了联系。在民众看来，船民的到来会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带来威胁，因而应该把他们驱逐出澳大利亚的领土。霍华德强调“澳大利亚有权采取必要的步骤加强边界的安全。”[14]实际则暗指这些海上避难寻求者是恐怖主义分子。因此为了保卫国家的边境安全，让船民远离澳大利亚本土的“太平洋解决方案”受到了民众的支持。9·11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使境外关押政策得到了大部分澳大利亚人的支持，而此时来到澳大利亚的寻求避难的船民，面对他们的将是长期被境外关押的悲惨命运。

表2 9·11前后对船民的态度（包括性别、年龄、地区和政党支持）的民调（%）

资料来源：Katharine Betts，“Boatpeople and public opinion in Australia”, People and Place, Vol.9, No.4，2001.

       最后，种族主义歧视在澳大利亚难民政策转变过程中一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地理上，澳大利亚东南临太平洋，西濒印度洋，北部有珊瑚海和帝汶海，东南部有塔斯曼海，它四面环海，远离他国，是一个被多元文化和不同种族包围的孤立的岛洲。在这片美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稀少的远涉重洋到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它的周围，生长和繁衍着的却与其完全不同的文明和种族。远离西方文明的澳大利亚人时刻都担心这块大陆会遭受来自亚洲民族的入侵。“澳洲人一直担心亚洲的入侵，尽管可能入侵的国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同，在不同时期，中国、日本、印度以西亚都曾被认为是潜在的入侵者。”[15]对于同种文明的认同和对其他文明的排斥，长期深埋在澳大利亚人的心中，“白澳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白澳政策最终被废除，人们逐步接受多元文化主义，不再以种族作为挑选移民的标准，但这种对于新的到来者实行有力的控制和限制的措施却依然普遍存在。不管是对欧洲难民的“挑选接收”，还是对越南船民的“控制进入”，不管是对柬埔寨船民的“强制拘留”，还是对中东船民的“境外关押”，选择难民和授予永久居民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联邦政府的手里。

三、对“境外关押”政策的批评及其废止

       2001年8月“坦帕事件”发生之后，澳大利亚的难民政策实现了由“强制拘留”政策向“境外关押”政策的转变。由霍华德联盟党提出的“太平洋解决方案”和“境外关押”的难民政策一直贯彻其之后的执政时期。由于霍华德政府的强硬态度和政策执行的严厉性，“境外关押”政策在减少避难寻求者乘船非法抵达澳大利亚水域的目标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船民的到来人数在 2000 年和 2001 年达到高点，在“境外关押”难民政策实施之后，船民的到人数来在2002-03 和2004–05财年度锐减为零（见表3）。尽管在此之后还有零星的避难寻求者突破澳大利亚的安全防线抵达澳大利亚，不过人数相当少。总的来说，在“太平洋解决方案”施行期间，船民到来的数量一直维持较低的水平。由于船民到来的数目较低，圣诞岛、巴克斯特、伍默拉和柯廷拘留中心在“太平洋解决方案”实施期间也全部关闭了。

表3 2000—2006 年未授权船只的到来人数

资料来源：Janet Phillips and Harriet Spinks，Boat arrivals in Australia since 1976, P18.

       从控制的角度来讲，霍华德时期的难民政策无疑是成功的，非法进入的船民人数大幅度的减少，民众对船民入侵的恐惧逐步消散，霍华德凭借自己的保守强硬赢得了 2004 年的大选。尽管如此，“太平洋解决方案”和“境外关押”的难民政策还是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他们纷纷发表言论谴责这一政策的出台和施行。詹姆斯·波普认为：在很长的难民安置的历史中，澳大利亚从来没有在避难寻求者还未申诉完，就把他们从领土上强制迁移；从来没有为了它的一己之利，耗巨资将避难寻求者从它的领土上转移到另外的难民营；从来没有拒绝那些最终确认为难民的人永久居住和家庭重聚的可能性；从来没有经历过拘留中心大量的抗议和绝食；从来没有用删除境外领土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它的边界；从来没有疏远大多数从事难民安置活动或者先前与移民部门合作的人。海外对于澳大利亚的理解是，澳大利亚曾被认为是高效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开拓者，成千难民的安全天堂，安置服务的先锋以及拥有仁爱、自由的民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这样的名声不复存在了。[16]

       然而，境外关押政策自实施以来就招致了大量的非议。有人认为该政策是非人道的。被关押的避难寻求者在海外拘留中心普遍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和高等法院把移民拘留描绘为“行政拘留”而不是惩罚性的拘留，但事实上被拘留者自身所经历的拘留与犯罪惩罚没有什么不同。拘留中心高墙耸立，用电网圈围，有专门的人员严密监视，被拘留者没有离开拘留中心的自由，与澳大利亚的大多数监狱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了拘留中心的船民的遭遇令人同情之外，长期关押的避难寻求者的心理问题似乎更值得关注。皇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精神病医师学会证实在拘留中心瑙鲁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当前瑙鲁的主要问题是心理健康服务以及已经在联邦审查中指出存在的有关心理健康服务的基础建设和人员配置困难的问题，政府要确保避难寻求者有权接受专家的检查并送到适当的健康中心”。[17]2002 年，瑙鲁难民营的精神病医师主任马丁·多纳博士写道，“我很少或者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能够依然睡的很踏实并享受生活的避难寻求者。对这些心理健康或精神病问题的治疗，在任何实质的方面基本上都不能够改进他们的状态”。[18]2004 年底，一位经常联系瑙鲁避难寻求者的人提到了长期关押对避难寻求者造成的严重的心理和健康影响:“抑郁、焦虑、残酷的身体和心理伤痛以及其他严重的精神疾病都是很寻常的。很多人日夜哭泣，家庭支离破碎，孩子们由于他们父母和自己的绝望而失去活力。许多人因为噩梦而难以入眠。”[19]实际上这种感受在避难寻求者中是非常普遍的，一位船民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现在我们在瑙鲁的拘留营待了 8 个月了，处境变得危险而且苍蝇横飞。精神压力、皮肤病和其他各种疾病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它们剥夺了我们的平静和舒适。大量被拘留者的精神和神经状态变得不正常以至于遭受失眠的折磨。”[20]

       另外，这个政策耗费巨大。从 2001 年开始，花在瑙鲁、马努斯和圣诞岛的金钱估计超过 10 亿美元。“强制关押”的难民政策的支出不仅包括关押在瑙鲁、马努斯和圣诞岛的避难寻求者的费用，还包括了一长串的其他费用，如边境监视和船只拦截的费用，新的基础建设的费用以及给被拘留者提供法律、医疗和其他服务的费用。为了这两千多名避难寻求者，澳大利亚政府可谓耗费巨大。2001 年 9 月的“坦帕事件”估计花费是一亿两千万。仅 2002-03 年，就有九千万的钱花在了境外避难寻求者的管理上。根据移民部的数据，从 2001 年 8 月到 2004 年 7 月间政府共耗费两亿一千八百万美元。然而，移民部还指出在 2000 到 2002 年间建造拘留中心的耗费也超过两亿三千万美元。在 1994-95 年，每位被拘留者的日均耗费是 69 美元，1995-96 年上升到了 105 美元，在 2004 年每位被拘留者的最低耗费是 111 美元。这些数据还不包括海岸警卫队、海关或是澳大利亚海军边境监视的费用、调查超期滞留者签证的费用或是从偏远的拘留中心运送被拘留者到另一拘留中心的费用。[21]表3显示了澳大利亚政府在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外拘留中心的各财年度的花费情况。

表4  管理瑙鲁和巴布新几内亚境外处理中心的话费（单位：百万澳元）

         资料来源：Kazimierz Bem, Nina Field, Nic Maclellan, Sarah Meyer, Tony Morris，A Price too high: the Cost of Australia’s Approach to Asylum Seekers.

       尽管澳大利亚在阻止未授权到来者和强化难民政策方面不遗余力，尽管政府耗费巨资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境外关押”的难民政策始终不是处理船民和难民的最佳选择。当今世界不再是个封闭的世界，关上大门和删除领土并不能完全把船民隔绝出去。即使可以，为了区区几千人耗费数十亿也是得不偿失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产生的根源，澳大利亚政府在自身防御和“境外关押”上做多少也是无济于事的。除非导致流离失所的根源解决，否则人们将继续不断的逃离生命受到威胁的地区。他们将继续进行像船民这样危险的航行来寻求人道的生存。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解决方案不是增加更多的管制，而是寻求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事实上，对境外关押难民政策的批评要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效果。在2007年国会选举中，澳大利亚工党候选人陆克文承诺，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将停止“太平洋解决方案”并废除霍华德时期的境外关押政策。在12月份就职的时候，陆克文重申在马努斯岛和瑙鲁的拘留中心将要关闭。关押在里面的7名缅甸人和83名斯里兰卡人中的75名避难寻求者将有权居住在澳大利亚。[22]至此，霍华德的 “境外关押”难民政策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