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高文燕）

中澳关系在自建交以来的三十余年中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丰富的道路，不断加深和扩大，呈良好的发展趋势。然而，双方关系中存在一个至关重要、不可避免的因素——美国。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紧了构建“亚洲版北约”的步骤，矛头直指中国，这就使得中澳双方在交往时难免产生一些顾虑。本文拟就“亚洲版北约”及其对中澳关系的影响作简要分析。

一、“亚洲版北约”的缘起及构建

欧亚大陆是世界地缘战略的核心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占主体地位。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亚太地区较之于欧洲，是美苏争夺的次重点区域。但美国的动静仍然不小。比如：1951年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澳新美安全条约”；1952年4月28日，《对日合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同时生效，美日联盟结成；1953年10月1日，《美韩共同防务条约》使美韩“牵手”；美国凭借1954年6月8日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欲对东南亚地区施加影响；而在中东，美国参与了中央条约组织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另外，美国在1959年还与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组成了双边联盟；等等。冷战后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有所收缩，包括从越南撤兵等行动。冷战后，欧洲依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但随着世界力量格局的演变，美国注意到了亚太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急剧上升，并将其全球战略部署的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筹组“亚洲版北约”是美国全球战略部署在亚太地区的重头戏。

“亚洲版北约”的构思并不是由美国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纳拉帕特教授提出。2002年五角大楼和印度对等机构举行研讨会，纳拉帕特在这次会晤中提出此构思，他“主张建立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地区安全体系，提议该体系仿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称为‘北美-亚洲’条约组织”。[1]在这个新的安全体系中，美国是主导，并且这一条约组织一旦建立，将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这显然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安全部署，遂被美国认可。

近些年来，亚太地区显著变化的政治、经济、军事局势加剧了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的迫切性。美国在这方面有两大步骤：其一，筹组美、日、澳三边同盟。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是冷战留给美国的巨大遗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多为双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多边联盟——澳新美联盟，其中新西兰的因素及其微弱，近乎于双边联盟。目前，美国正积极使其亚太联盟体系从多组双边向多边联防转化，筹组美、日、澳三边同盟是美国的一次大胆尝试。其实，美国先从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与之息息相关的国家入手构建亚太多边联盟是具有较为保险的现实依托的。冷战期间，美日、美澳就已结盟，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可以信任的伙伴，而澳大利亚是其忠实的追随者。2007年3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签署《日澳安保宣言》，日澳结盟。这使得美国筹建美、日、澳三边同盟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呼之欲出。其二，“和日本一起致力于在亚太地区组建‘民主国家’联盟”。[2]美国将与之有着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价值理念的国家视为有敌对倾向的国家。使全世界克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模式是美国世界霸权的体现。在亚太地区建立“民主国家”联盟，一方面是其联盟体系的扩展、延伸，另一方面是美国欲通过拉拢亚太民主国家以对抗非民主国家，矛头指向甚是明显。这一步骤的重中之重在于拉拢印度。印度是个民主国家，其基本外交政策是“不结盟政策”。然而，印度并没有很好的坚守这一政策，这成为美国考虑拉拢印度的先决因素。印度德里大学的谈玉妮教授在为印度国会联邦院议员、国大党少壮派领袖杰伦·兰密施的著作《理解CHINDIA》一书所写的中文版序言中直言不讳的说：“美国从来就不赞赏印度的不结盟政策。”[3]印度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过分依赖以及近些年来在环印地区签署的一些协议，使得“不结盟政策”变了形。随着印度对美国在印度洋区域部署军事力量的认可以及两国联合军事演习的不断开展，印度对美国的猜忌大大减弱，美印之间的默契加强。

美国筹组“亚洲版北约”，其实就是为了维持其亚太安全主导地位。在两个大步骤上，美国分别促成了美、日、澳三边的“2＋2”战略安全对话机制和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安全对话机制。不难看出，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的意志和决心是坚定的，然而其他几个相关大国的态度却各不相同。日本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热心。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著作《走向美丽之国》中明确了日本政府关于在亚太地区组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同盟的构想。印度虽然考虑到中国因素，但其行动却表现出向美国倾斜的趋势。那么澳大利亚的立场和态度又是什么呢？

二、澳大利亚对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的反应及其与相关大国关系分析

对于美国筹组“亚洲版北约”， 澳大利亚谨言谨行。这种态度与澳大利亚和相关大国——美国、日本、印度、中国的关系紧密关联。“亚洲版北约”的主导者是美国，而“亚洲版北约”的矛头则直指中国。按照纳拉帕特对“亚洲版北约”的设计，中国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美国积极促成的美日澳印四边战略对话机制是对中国实行牵制的“包围圈”。澳大利亚在面对构建“亚洲版北约”这一问题上必须兼顾到澳美、澳印、澳日、澳中这四个方面的关系。下面将对澳美关系、澳日关系、澳印关系和澳中关心作简要回顾和相关分析。

澳美关系。澳大利亚与美国建交于1940年3月6日。二战时期，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加强。战后，澳美关系被澳大利亚历届政府视为对外关系的“基石”。1951年，澳大利亚和美国通过签署《澳新美安全条约》而结成联盟，美国将澳大利亚纳入其亚太防务体系之中。在整个冷战时期，澳大利亚经历了一个从追随、依赖美国转变为在澳美联盟下逐渐实现自主的历史过程。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遏制共产主义”政策，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外交上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日益丧失。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收缩，澳美联盟出现转折。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在于美国将减少对亚洲地区的军事承诺。这使得澳大利亚不得不重新考虑本土防御能力的加强以及与东南亚国家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面向亚洲”的经济政治政策随之出台。澳大利亚政府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走上相对独立和成熟的发展阶段。但这不意味着澳美关系疏松、冷淡。冷战后，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显著变化的亚太形势，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关注愈加密切，基于对其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的安全战略部署的考虑，澳美同盟走上新型发展道路，双方安全合作不断加强。尤其是“9.11”事件后，澳大利亚在反恐问题上，以及在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给予美国的军事物资、人员等方面的支持，美国对澳大利亚的信任加深，双方关系更加密切。

澳日关系。日本在澳大利亚的亚太战略关系中占有重要一席。澳日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当时，澳大利亚与日本有贸易上的往来。然而，日本的快速发展让澳大利亚感受到了威胁。日本向外扩张的野心逐渐显露、侵略行径不断升级，但由于经贸上的利益，使得澳大利亚在很多问题上保持纵容的态度。二战时期，日本的炮火打到了澳大利亚领土之上，这对澳大利亚的对日政策造成了持久的影响。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对日本都抱有一定的戒备心理。冷战时期的澳日关系以经贸关系为主。70年代初期，由于英国为加入欧共体而放弃了英联邦特惠制度以及美国收缩亚洲事务，迫使澳大利亚将外交目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传统上的贸易伙伴——日本。1976年澳日签订《友好合作基本条约》，两国关系开始全面发展。冷战结束后，澳日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得到重大发展，双方积极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实际，澳日的军事同盟色彩日益浓厚。在美国的联结作用下，两国于2007年签署了《安全合作共同宣言》，这就为澳日“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正式的军事交流和更紧密的合作扫清了障碍”。[4]

澳印关系。澳大利亚和印度曾一同被视为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双方仅利用英联邦国家政府总理会议上进行沟通。历史地看，澳印之间的关系发展“既没有强烈地对抗过，也没有密切地合作过”。[5]冷战时期，澳、印分别从属两大阵营中的一方。美苏这两大国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战略加深了澳印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冷战后，澳印关系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印度的消费潜力对澳大利亚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澳大利亚支持印度于1991年中期开始的重组经济改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向西看”战略，“寻求把印度洋国家和地区性组织联合起来，来探讨建立区域范围内的对话和合作机制”。[6]这一战略的目的还在于“使澳大利亚政府和商界把注意力集中到印度洋地区正在出现的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各种机遇上”。[7]1995年，澳印两国制定了一项“澳大利亚－印度新展望”的贸易发展计划。1997年，环印联盟的成立又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随着印度越来越开放，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合作将不断加强。

澳中关系。澳中关系源远流长。15世纪的郑和船队很有可能到过澳洲西北部。最初的澳中关系主要是华人移民问题。1848年，第一批华工到达悉尼。50年代的淘金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华人涌入澳洲。然而，随着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不断深入，排华运动兴起。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通过了《移民限制条例》，“白澳政策”形成。这一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中澳关系史上的灰色一页”。[8]为保护澳洲华人利益以及更好地管理澳洲华侨，清政府于1909年向澳大利亚派驻了第一位驻澳领事，但澳大利亚一直没有在华设领，仅向中国派驻贸易专员。澳中政府间的交往是在二次大战全面爆发时才真正开始。由于要对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双方互派驻外使节显得非常迫切。1941年5月，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任命弗雷德里克·艾格莱斯通为第一任驻华公使。紧密的战时友好关系在二战结束时开始冷却。孟席斯政府没有及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紧跟其后开始的冷战更是让澳中关系陷入死局。直到1972年中美建交，澳大利亚政府才敢于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与之建交，至此，两国外交关系的炉火重新燃起。90年代，澳中关系呈全方位发展的态势，双方从经贸往来拓展到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这更是为澳中关系注入新的生机。随着澳中贸易额的不断上涨，两国关系向着更明朗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与这四大国的关系都有着比较稳定且积极的发展方向。这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当今世界，全球化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加深，相互依存势在必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必须在世界范围和地区范围内寻求多边合作，通过发展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以维护、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追求国家利益对国家而言是天经地义的”， [9]任何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都把自身利益当作第一位的追求。然而，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国家间的冲突。正如摩根缩所说，“世界就是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冲突的世界”。[10]因此，当澳大利亚面对美国筹组“亚洲版北约”这一问题时，它所选择的态度只能是谨慎的。基于传统的澳美关系，澳大利亚不会公然反对美国的这一举措；但基于与中国良好又广阔的合作前景，澳大利亚也不会像日本那样积极地支持美国去构建一个“亚洲版北约”以包围、限制中国。

三、“亚洲版北约”对中澳关系的影响以及中澳关系趋势分析

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矛头直指中国。在地缘上来看，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这三国连成曲线，就像是一个新月，将中国包围。中国近些年来的急剧发展令美国非常不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它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令世人震惊。美国的战略家自然地将中国视为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强敌，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因此，美国拉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及其他一些国家组建“亚洲版北约”不仅是其在亚太地区战略部署的重要一步，其实更是自己的一粒“安神丸”。然而，澳大利亚对于美国筹组“亚洲版北约”所持有的消极态度，使得美国的计划变得不那么顺利，却反而能够使得中澳关系继续沿着良性的轨道前行。澳大利亚持这种态度，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要求澳大利亚放宽视野的去发展多边合作，而不是跟随某一个大国去制造冲突。在地区内，谋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能够稳定该地区的安全和发展，也是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外部环境。

第二，在澳美联盟下，澳大利亚对美关系的自主性增强。20世纪70年代，美国收缩亚洲事务，而澳大利亚对能够提升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的欲望增强，于是提出了“面向亚洲”政策，独立发展与亚洲各国的外交事务，并获得了较多的利益。另外，澳美在经贸上的摩擦，也导致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减弱。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世界农牧产品的主要出口国，竞争激烈。美国对澳大利亚部分农牧产品的进口给予了较严格的限制并课以重税，而且美国在贸易上的也给予澳大利亚以不平等的待遇。如美国出售给欧洲的国防设备的价格低于西欧。这些都令澳大利亚对美国产生反感情绪。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曾严正警告美国，“美国的现行贸易和经济政策将危及两国关系，澳美关系虽然重要，但不存在无限的灵活性”。[11]澳大利亚虽然在外交政策上仍受到美国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微弱了。

第三，中澳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尤其是两国在经贸关系上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澳大利亚不会放弃这一巨大利益。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的首要经贸伙伴。经济决定政治。在这太平盛世之中，一心一意地去谋求经济的不断增长才是各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另外，中澳双方在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在不断深化。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迈克尔·莱特沃勒曾指出，“澳中关系处于良好状态，……这种关系正在不断加深和扩大，……需要双方投入时间和努力”。[12]澳大利亚对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持消极态度正是它为中澳关系作出努力的有力证明。

总的来说，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对中澳关系的影响是不大的。中、澳双方致力于发展彼此的各项合作，使中澳关系继续深入。这对于双边利益的发展和区域稳定有着巨大的正面影响。澳大利亚新一任总理陆克文在今年4月份的北大演讲中，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诤友”关系。他说：“真正的友谊是敢于说出不同的意见，能够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有原则的对话。我知道，贵国的政治传统很看重和珍视这样的友谊。今天，我向中国提出，让我们建立这样的友谊。”[13]这也正是中澳两国关系发展的根本趋势。

注释：

[1] 李少辉：《亚洲版北约》，《国际展望》，2007年第十八期，第8页

[2] 尹承德：《美国亚太战略新态势》，《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一期，第3页

[3] 【印】杰伦·兰密施：《理解CHINDIA 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56页

[4] 刘新华：《日澳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当代亚太》，2007年第六期，第15页

[5] [6] [7] 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第288页、第288页

[8] 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9] 刑爱芬：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10]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转引自刑爱芬：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11] 沈永兴、张秋生主编：《列国志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12] 【澳】迈克尔·莱特沃勒：《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及澳中关系》，《当代亚太》，1994年第4期，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