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汪诗明）

内容摘要：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战后移民在澳大利亚移民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战后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加强防务安全是战后初期澳大利亚大规模移民的首要原因。当防务安全退居其次时，战后国家重建、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建设就成为移民的主要考虑。

关键词：澳大利亚　移民　安全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自1788年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定居以来，移民一直是澳大利亚历史的主要因素”。 然而，二战前来澳大都是移民的自发行为，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在“被动地”接受外来移民；而战后移民情形则大不一样。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仅制订了一个宏大的移民计划，而且开始“主动”吸纳甚至到海外去招揽移民。从政策层面上看，战后移民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这是澳大利亚移民史上所不曾有过的。通过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移民计划的落实，澳大利亚不仅基本解决了人口不足或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且通过限制有色人种的移入奠定了白人主流社会的基础。澳大利亚学术界非常重视移民问题的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可谓层出不穷。这些学术成果要么将移民与“白澳”政策联系起来，要么大谈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关系，要么分析移民给澳大利亚所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至于战后大规模移民的原因，我们也能从一些著作中零星地看到，但很不系统和深入。本文试图从移民与防务安全、战后国家重建、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关系，来解析战后大规模移民的背景或原因，希望为读者了解战后澳大利亚文明的发展特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移民与防务安全
      移民与国家安全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恐怕很少有人认真地去探讨这个问题。通过移民来增加防务力量与国家安全，这又恐怕是澳大利亚所独有的。当然，移民政策的出台与澳大利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经历以及战后亚洲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太平洋战争的惨痛教训使得战后澳人的防务意识明显提升，移民被视为加强防务力量的重要手段。自1901年联邦成立以来，偏居一隅的澳大利亚一直担心外来民族的入侵。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消除澳大利亚人对日本威胁的担心。 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种担心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忧患意识，并且常常因为英帝国理论上提供的安全保护而被淡化。 太平洋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北部港口达尔文(Darwin)遭到日军的轰炸。这是澳建国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敌入侵。这一事件显示了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在防御方面的脆弱性，以及在没有盟国提供实质性援助的情况下无力自保的严酷现实。 战后，日本虽然处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占领和控制之下，但澳大利亚对日本未来可能东山再起还是心有余悸。因此，1945年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寻求可以使本国人口、实力和防务得到加强的移民。 1946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辩论时就有议员指出：“我们孤立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生活在由于科学发现而使地球空间正在缩小的时代，科学发现几乎妨碍了我们的想像。这就需要所有澳大利亚人认识到，如果没有适当的人口，那么这块广袤的褐色土地在另一次军事冲突中就可能丧失。” 正是这种基于以往经历而产生的忧患与防范意识，致使澳大利亚人认识到人口的增加对防务力量加强的重要性。
      其次，战后亚洲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导致了欧洲殖民势力的纷纷溃解。这一局面让澳大利亚人对自身的安全环境更加敏感。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是以瓦解殖民势力和建立民族新政权的形式来完成的。澳大利亚对亚洲民族为争取政治独立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的事业并非持冷漠无情的态度。战后事态显示，澳大利亚在政治民主的框架下向亚洲的独立革命运动提供了援助，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摆脱荷兰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共和国进程中，澳大利亚就伸出了援助之手。 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畏惧心态也开始表露无遗。政治形势的扑溯迷离和社会带来的动荡成为战后亚洲形势的主要特征。正如沃耐尔•利维(Werner Levi)所概括的那样：“亚洲的形势处在变动之中。自由运动的后果无法预料。被解放的民族主义使得它的忠实者投入到难以预见的冒险事业中去。几个地方的内战和反殖民战争激起了混杂的情感和忠诚。这样就存在一些大的外部势力乘机利用不稳定局势的机会。” 在很多澳大利亚人看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不稳定和暴力的形势会殃及本国安全。这是因为，西方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抑制了上述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建立起一道保护民主国家安全的屏障；而西方控制的消失则拆除了阻止亚洲人扑向澳洲的屏障，进而把澳洲空旷的土地占为己有而给予贫困的人口。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澳大利亚政府决定靠增加本国的工业能力以及人力资源去抵御其近邻的侵略，而移民计划也得以破茧而出。
      第三，对亚洲国家的不信任，导致了澳大利亚人对战后安全的高度警觉。澳大利亚担心它空旷的大陆有可能成为人口众多的亚洲邻居的猎物。在地理上，澳大利亚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但它仍然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它的政治和文化根基仍与英伦三岛存在着密切关联。 这种地理上的接近与种族、文化、价值观念的失位使得澳大利亚对亚洲国家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无论是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对来自亚洲移民的极度排挤还是1901年联邦成立后确立的“白澳”政策，都是对亚洲国家不信任的具体体现。另外，地广人稀的大陆，加之远离宗主国英国的现实，使得澳大利亚人很早就相信，他们相对空旷的大陆可能是人口拥挤的亚洲国家的出口(outlet)。
      一般而言，如果不是一个中立的国家，那么，人口稀少对一个国家的防务安全是不利的，尤其是当周围邻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之存在巨大差异时，这种自危的意识就相当强烈。作为战后澳大利亚第一任移民部长，亚瑟•卡尔维尔是抛出大规模移民计划的始作俑者。他在《明天澳大利亚有多少人》一书中谈到了移民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被人口众多的其他民族所包围，并用一种嫉妒的目光盯着我们广袤的大陆，我们的前途是黯淡的”；“战争向我们表明，假若以前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的人口在防2， 974， 581平方英里的国土和12， 210英里的海岸线时，就显得十分单薄。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无法抵御日本的侵略；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击退了敌人。我们有了喘息之机和第二次机会来重建我们的家园。历史告诉我们如何利用第二次机会来求得生存。没有解决人口问题的简单办法，而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移民在增加人口方面能起到辅助作用，而在短期内，移民对人口增加是有帮助的。” 卡尔维尔的看法并不孤立， 1946、1947年澳大利亚议会辩论中就充斥这样的思想：北方国家的有色人种某一天将会蜂拥至澳大利亚。 而在移民计划执行几年后，孟席斯(R.G. Menzies)总理仍坚持上述立场。1950年1月23日，在有关公民权会议上，他就警告与会代表，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上，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只有区区几百万人口的大陆所面临的危险。
      政治家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W.G.K.邓肯(W.G.K. Duncan)和C.V.简斯都认为，以澳大利亚现有的人口，是不能单独或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长期地去抵御一个在人力方面占据压倒性优势并且果敢的民族。“从长远来看，我们能够吸收并且大量增加人口，这种增长无论是来自自然增长或靠移民，将为我们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当然前提是这些新增移民必须被我们的人口所同化。”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广大的大陆，究竟需要多少人口才能确保安全无忧呢?早在1943年，柯尔廷(John Curtin)总理就断言说， 2500万人口对于澳大利亚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移民得以持续的话，那么到本世纪末就可以实现。 卡尔维尔也做出类似的预测：“对我们而言……在未来25年内，不要忽视我们拥有这片土地而面临进一步严峻挑战的可能性，将是明智的。我们的第一需要就是增加人口。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口为军队输送兵员，并支持能够提供先进装备的经济发展，估计需要2500万人口，而现在的人口仅有730万。”
      由上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澳大利亚防御意识和防御观念更新的一个转折点。战争使得澳大利亚更加意识到通过自身的防务建设来抵御外来威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种外来的威胁是由于自身人口稀少、防御脆弱和孤立的状态而引起的， 当然，对亚洲民族的不信任则强化了澳大利亚人在安全方面的忧患意识。由于人口基数较小，其自然增长预计较慢，而移民是可以在短期内使人口获得快速增加的有效手段，所以，战后早期，“人口增长被视为加强防务的根本”⑥。

                     二、移民与战后国家重建
      二战结束后，那些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都面临一个战后重建任务。澳大利亚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国家。虽然远离欧洲战场，但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为帝国而战是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所以，自1939年9月欧战全面爆发之日起，澳大利亚国内就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由于精力、人力和物力都围绕着战争机器来运转，所以，战争期间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基本上处在一个“无为”的状态。太平洋战争期间，它的本土虽只有北部港口达尔文遭到日军轰炸，但随后与美国等盟国一道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虽然取得了对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澳大利亚也为此付出了较大的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以及疏于国家建设等代价。
      面对战争结束后的凋敝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澳大利亚战后重建工作就此拉开了序幕。澳大利亚的战后重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和新建国家的基础设施。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就受到了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各州都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单位，国家的经济实力又比较薄弱，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甚理想。另一方面，战争期间的一些基础设施一直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得不到及时维护，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比如铁路。公路运输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肯定地说，我们的道路并不都处在好的状态，不仅有我们的铁路，而且还有港口、码头，都是如此。” 为此，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76，751，000英镑，准备在8年之内共投入103，000个劳动力去实现全国铁路标准化，并新建用于战略目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铁路网。 而在公路建设方面，在二战期间，澳大利亚花费了超过800万英镑兴建了长达5， 000英里的军事公路。 这些公路虽可以在战后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维修已刻不容缓。为加快人员的交流和物资的流通，澳大利亚政府还计划兴建全国公路网。 此外，居民住房、学校、医院也很难适应战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中居民住房问题尤为紧迫，因为战后有大批海外军人复员回国。为此，1945年，联邦政府就启动建造居民住房计划。1945—1946年，计划兴建居民住房24，000套；1946—1947年为50，000套；1947—1948年则为7万套。如果按此速度，那么住房短缺问题将不复存在。预计未来10年，澳大利亚还需要75万套住房。
      无论是发展交通事业，还是解决居民住房问题，这些土建工程都不得不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劳动力的严重短缺。正如埃纲•F. 昆兹(EGon F. Kunz)所言：“由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绝大多数是生产重要产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橡胶、汽车和食品)的工厂和兴建公共设施，如铁路、主要公路、自来水和下水道工程，这些行业在战后尤其缺乏不熟练的劳动力。” 在挖掘国内劳动力市场潜力的前提下，澳大利亚政府决定靠移民来解燃眉之急。
      第二，新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澳大利亚是一个干旱的大陆。全境年均降雨量仅有470毫米。从降水量的空间分布来看，降水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中部和西部年均降雨量不足250毫米。澳大利亚境内河流不多也不大。墨累-达令河是澳大利亚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支流最多的水系，流经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最后在南澳大利亚州注入印度洋，流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大旱少雨的大陆，独特水文的墨累-达令河，使得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在此修建水库，发挥该河蓄洪、灌溉和发电的功能。这就是著名的巨型工程—“雪山水力发电工程”(the Snowy Mountains Hydro Electric Scheme)。
      194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政府三方共同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任务就是提出如何更好地利用斯诺伊河水资源的报告。委员会于1948年完成此报告。报告建议修建两个互相联系的水力发电工程，即北方工程和南方工程。该工程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通过大坝水库和山涧隧道网，在雪山山脉*的东坡建库蓄水，将东坡的斯诺伊河的一部分多余水量引向西坡的需水地区。沿途利用落差(总落差达到760米)发电供应堪培拉、悉尼和墨尔本等城市。雪山工程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大型水电工程，是澳大利亚跨州界、跨流域水力发电和农业灌溉相互补偿调节的水库群和水电站群工程，包括7个水电站， 80公里引水管道， 11条共145公里压力隧洞， 16座大坝，有的大坝高达112. 12米， 1座泵站， 510公里330千伏高压网，灌溉面积达1600平方公里。 雪山水利工程于1949年动工兴建，历时25年，于1974年竣工。动员的人力超过10万以上，其中70%的劳动者是来自世界上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有超过7300名劳动者可随时待命，工程总投资8.2亿澳元。
      雪山工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土建工程项目，因为有98%的工程是在地下，必须要挖掘很多隧道。这些隧道常常要凿穿坚固的花岗岩，整个工作异常艰苦。如果没有大量的移民劳动力，没有他们艰苦的工作，那么要完成此项举世闻名的工程是难以想像的。
      第三，堪培拉作为首都的建设。
      孟席斯曾说道：“每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它能够引以自豪的主要城市。” 世界上一些著名都市均有其独特的特点。有的以历史悠久而闻名，有的则以现代气息而著称；有的以山川秀美而弛名，有的则以规划整齐被人称道。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的联邦国家。由于受到殖民历史的影响，悉尼和墨尔本都曾先后成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正是这种独特的殖民拓展的历史才酿造了上述两个城市的“首都之争”。1908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最终敲定了一个妥协性方案，将首都选在了亚斯-堪培拉。1911年，当时的总理休斯为新都埋下了奠基石。为了建设一个美丽的都城，新城的设计方案在全世界公开招标。最终，美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瓦尔特•伯莱•格里芬的设计方案成为堪培拉建城的蓝图。 1927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迁都。
       虽然堪培拉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但在二战前，它仍然是一个七零八落的城市，看上去像一个荒败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堪培拉城的建设不得不中止。二战后，随着国家各项重建工作的有序展开，新首都建设亦被提上议事日程。 堪培拉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非常庞大。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内陆城市的中央是一个长达11公里的人工湖，它看上去好像是天然形成的一样。其实，35公里周长的湖岸是人工挖出来的①。除修筑公路、挖湖、修建机场等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劳动力外，政府办公大楼、公共服务设施的兴建等也急需大量劳动力。此时，整个堪培拉变成了一个大的工地，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活跃在这个工地上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移民。
      以上所列举的建设项目只是战后澳大利亚国家重建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停滞发展之后，必然迎来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这就在客观上加剧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局面，而移民是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

                        三、移民与经济发展
      战后澳大利亚百废待兴，产业发展是其根本。对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建设更能让他们忘记战争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建设更能赢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就移民政策而言，经济建设的大局无疑成为政府说服在野党和普通民众接受和支持移民政策的最好理由。1946年11月，卡尔维尔说：“为了防务安全和经济获得最充分的发展，我们需要它(人口增长)。” 后来，他又写道：“我们需要增加人口来充分发展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推动其经济的扩张。” 由此可见，人口增长尤其是劳动力的增加与澳大利亚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之间存在重要的逻辑关联。
      首先，劳动力是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独特的地质构造使得澳洲成为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大陆。那里有丰富的金属矿藏、煤、石油、天然气。已探明的铝矾、铁矿砂、镍、锌、锰的储量和产量都居世界前五位。澳大利亚因此被誉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然而问题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只是潜在的生产力，如何使这些自然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造福于人民，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自然资源的开采、挖掘需要大量吃苦耐劳的劳动力。就战后澳大利亚劳动力现状而言，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作，吸收移民就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第二，澳大利亚需要劳动力来发展钢铁业。
      战争期间，澳大利亚钢铁业发展较快，原因是钢铁行业要服从战争的需要。战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一部分钢铁行业不得不经历从军事向民用的转型，另一方面，战后国家重建需要大力发展钢铁行业。钢铁业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提供建筑材料的基础，而发展钢铁业一个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劳动力不足。为此，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以及钢铁行业的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尽快发展钢铁业。作为一个部分解决办法，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在钢铁行业接收“无家可归者”(displaced persons)。为安置这些来自欧洲的特殊移民，联邦政府决定在凯姆布拉-沃龙岗(Kembla-Wollongong)港口为400名“无家可归者”新建旅店，而在纽卡斯尔(Newcastle )等地，也建立同样的旅店。联邦政府的这一做法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他们希望州政府和钢铁行业也积极参与进来，建立更多的旅店提供给其他劳动力。
      第三，战后澳大利亚急需发展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大量的劳动力就无从谈起。
      制造业在战后澳大利亚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制造业在重新装备和发展老的工业企业、建造新企业方面无疑发挥了巨大的领头作用，因而，制造业的发展受到了澳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战后商机无限的这片热土上，外来资本纷纷涌入，成为战后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新表征。1945年12月，奇夫利总理宣布：“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决定斥资1，630，000英镑投资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准备生产拖拉机、载重汽车等。 从1945到1946年上半年又有几十家来自英国、美国、瑞士、爱尔兰、丹麦、法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跨国公司决定赴澳投资制造业。其中英国公司的投资额约为4，078，000英镑，而美国公司的投资额为1，785，000英镑。很多新的制造业就是在澳大利亚政府办的军工厂里兴建的，生产的产品包括电子设备、摩托车配件、人工丝绸和羊毛制品、鞋类和衣服类、牙具、地毯、起重设备等。这些产业将要雇用的人数达到6000多人。
      外商投资制造业，加剧了劳动力供求矛盾。据估计，战前澳大利亚劳动力自然的潜在增长每年大约是60，000人，而战后只有20，000人。 劳动力短缺现象由此可见一斑。1947年10月15日，卡尔维尔在议会发言时指出：“澳大利亚的未来肯定依赖于人口的快速增长。防务的原因已经被提及，但也许一个更加急迫的理由是为我们正在发展的工业提供人力。我相信，我们需要比现在多20万的工人。尽力去吸引移民到澳大利亚来，这是我的任务。” 
       在此情况下，澳政府一方面鼓励海外投资者，尤其是那些投资于纺织行业的资本家带一些技术工人到澳大利亚来，但这毕竟杯水车薪，难见成效。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大规模移民来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
      第四，澳大利亚需要移民，来解决季节性劳力严重短缺的局面。
      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初级农副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初级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有着明显的季节性特点。那么，在劳动力市场本来就十分紧缺的澳大利亚，在充分就业时期，如果没有移民劳动力的帮助，那么，要完成季节性的收获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夏季到来时，澳大利亚急需大量的季节性劳动力，来收割谷物、水果和甘蔗等。 1947年10月15日，安东尼议员说：“显而易见的是，在产麦区，人们担心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去收割即将成熟的麦子。昆士兰也是如此，那里的蔗农普遍担心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去收割甘蔗。” 同年12月3日，汉密尔顿议员就向卡尔维尔询问从意大利战争囚犯中选择移民的可能性，以解决农场主工人和矿山工人严重不足的问题。卡尔维尔则自信地表示：“我们希望做出保证：从昆士兰到西澳大利亚的所有农场主，下一年将得到充分的援助去运送他们的庄稼。农场劳动力严重短缺，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在工作条件方面，城市比农村更具有吸引力。” 但无论如何，政府还是想方设法吸引移民去这些地方工作。1948年5月， 1000名波罗的海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糖厂上班。另外，澳大利亚移民局以朋友或亲属名义向500名意大利人颁发了入境许可，一批来澳的波兰人也要去糖厂工作。
      第五，移民能够带来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繁荣。
      移民被认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提高经济活动水平的重要途径。 M。扎纳尔图对此有过精彩论述，他说：“正如人的绝大多数行动一样，移民可以被视为一个经济行为，一个在根本上受到经济动机决定的行为，视为对经济属性刺激的一种反应。” 倡导大规模移民的人似乎对此也坚信不疑，移民能够扩大国内市场而使经济受益。移民的到来，能够激起制造业主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更多的消费产品。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规模经济。研究移民问题的专家休•罗伯兹(Hew Roberts)从比较成本的角度肯定了移民的经济效益。他说：“如果你有一家充分生产的大的工厂，那么单位成本就比小的工厂要低得多，劳动生产率也能够得到提高。据此思维，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移民能够按照官方宣布的水准维持下去，而不是不规则移民，那么基于正在扩大的市场(假如移民计划将继续下去)而进行的投资意向就高。”
      战后工党政府在制订和落实大规模移民计划时，始终围绕着“移民意味着繁荣”(migration means prosperity) 这一中心指导思想。虽然执行移民计划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来自同样需要移民的一些国家的竞争；一些来澳居民不愿在澳成为永久居民等)，并且带来一些问题(如住房紧张、语言交流不畅、社会冲突等)，但移民计划得以坚定、持续地贯彻下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移民能够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与繁荣。
      政府里几乎没有人反对移民计划。自由党领袖、雇主协会、工会、教会和所有州政府都支持联邦政府的移民计划。移民计划在普通民众中也获得了几乎一致的支持。1944年，“全国卫生和医疗调查委员会”出台的报告说：按照目前的趋势，人口的自然增长到了1950年之后将很快萎缩，到了1980年前后，澳大利亚人口的死亡率将超过出生率。报告还指出：“大约20年后，人口将达到800万，然后保持短暂的停滞，接下来是人口的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澳大利亚人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卡尔维尔在《明天澳大利亚有多少人》中一开始就把澳大利亚人比作考拉。书中写道：“与已经灭绝的恐龙和海雀一样，我们都属于将要灭绝的种族，正在成为博物馆的标本。” 1946年11月，在宣布战后移民规划时，卡尔维尔又重申：“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太平洋地区一个主要国家，澳大利亚的安全、经济稳定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邦移民计划的成功。” 卡氏的话虽有宣传移民政策之嫌，但当一个面积广大的大陆在遇人口出生率不高时，这个问题就不能掉以轻心。而本•奇夫利总理在谈到移民计划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诠释了移民对澳大利亚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澳大利亚“要么繁荣、要么消失”。
      其次，适当数量的人口有利于提升偏居一偶的澳洲大陆的人气，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政府鼓励生育政策难见成效的情况下，通过移民在短时期内来聚拢人气是一项非常有效的举措。
澳大利亚人口基数小，生育率不高，人口总数与其中等国家的规模很不相称。而为数不多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据史料记载，很可能自19世纪20年代起，各州首府加上一些较小的城市主宰了澳大利亚的国家生活长达百余年。 1921年，城市区域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43. 1%，1933年为46.87%，而二战后，这一数字则上升到50. 72%。
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使得澳大利亚基本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然而，澳大利亚的城市化与西方国家传统的城市化相比，不仅中心城市人口相对较少，而且城市的居民主要集中在区域不大的中心地带，城市本身的发展在客观上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不大，数量又有限，且分布在沿海一带，所以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与辐射作用也不理想。可以说，城乡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整个大陆给人以孤僻、荒凉和空旷的感觉。即使是刚来的移民，也不太情愿去农村度日。1947年10月15日，安东尼议员说：“在澳大利亚的乡村地区，有很多闲置的房舍。它们可能达不到城市的标准，但是至少它们能够提供住宿。应该尽力吸引移民到乡村去居住。”
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量移民的进入，不仅能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且有效增加了农村居住人口。更为重要的是，移民的到来，使得在城乡之间架起桥梁的城郊乃至小城镇发展相对较快。这些地方更适合初来乍到的移民。这样，随着移民的持续涌入，澳洲社会就形成了中心城市规模继续扩大、中小城市(镇)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城乡一体化局面。
                 
                           五、结束语
在分析澳大利亚战后大规模移民原因时，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种观点，即战后移民体现了澳大利亚政府在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 乍一看，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战后不久，澳大利亚就接受了大量遭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无家可归者”。从1947年11月至1952年早期，约有17万“无家可归者”移居澳大利亚。随后，澳大利亚又接受了来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浦路斯、越南、黎巴嫩等国的难民。 但仔细分析，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接受“无家可归者”或难民并非澳大利亚政府的初衷。换言之，在制订大规模移民计划时，人道主义并非澳大利亚政府考虑的要素。如前所言，战后移民政策出台的首要因素是加强防务力量，之后与战后重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关。
其次，在接受这些“无家可归者”或难民时，澳方却人为地制订了所谓的“通常”标准，即只有那些身体健康并有一技之长的难民才受到移民官员的青睐，并非所有难民都在接受之列。 这种有所选择的做法本身就违背了人道主义所涵盖的一视同仁的精神。
第三，二战带来的难民是世界性现象。亚洲是澳洲的近邻，澳洲的命运与亚洲的前途息息相关。既然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那么，为何将亚洲的移民拒之门外，更不用说去接纳亚洲难民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大规模接受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移民的同时，澳大利亚却有意识地驱逐滞留在那里的亚洲或太平洋岛屿居民。
总之，战后初期，防务安全无疑是大规模移民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澳大利亚政府决策者希望通过移民来增加人口，加强防务力量。然而，战后必然呈现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日本处在盟军的管制之下，当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没有明显显示出超越边界的影响时，战后国家重建便取代防务建设成为决策者推销移民计划的主要缘由。因为无论是兴建基础设施，还是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没有人力资源是不行的。而战后劳动力严重缺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此情况下，“移民被视为一个便利、没有痛苦的获取满足战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方法”。 于是，澳大利亚就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接纳海外移民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