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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 2007-01-08  浏览次数: 200

(徐州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石金玲) 
一、 国际人口迁移的历史回顾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因自然环境变化、人口增长、生产发展、战争和国家历史的变更等原因,不断地流动和迁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世界市场形成,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世界政治格局变动,人口在国家间的迁移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国际人口迁移不断高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人口迁移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及国际关系等问题,在学术界亦引起了关注,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化的要素和产物,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趋势。人口迁移理论反映了这一客观进程,丰富了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
 
(一)人口迁移理论
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英国地理学家莱文斯坦 (E.G. Ravenstein),在1885-1889年间发表了《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提出了移民的十一条规律,他认为,人口迁移以经济动机为主,是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促使人们迁移。1后来为李(E.S.Lee)所发展,归结出关于迁移量的六条规律和关于迁移者特征的七条规律。(2)这些规律是对19世纪欧洲移民状况的描述,尚未达到理论的高度。1938年,最早由赫伯尔(R.Herberle)提出了“推-拉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博格(D.J.Bogue)等人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3根据他们的论述,决定人口迁移行为的因素是原住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也就是在原住地存在一系列推力因素,在迁入地存在一系列拉力因素。这些因素互相作用,产生了综合效应,导致迁移的发生。这一简单、实用的理论客观上可以解释国际人口迁移的动因,战后大批华人迁移到澳大利亚,一方面是由于澳大利亚对劳动力的需求所形成的拉力,同时也与国内的推动因素有关。
以推拉理论为基础,国际迁移理论出现了诸多学派,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较有影响的理论有:
1.新古典经济学 (Neoclassical Economics Migration Theory),此理论脱胎于
W·阿瑟·刘易斯的“双重经济”和“均衡模型”。 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 、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 等为主要代表。
该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国际迁移是个人通过迁移来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超越国界的人口流动。在这里,预期收入被定义为就业的概率乘以所有职业的平均收入,原籍地与定居地的预期收入差距是指迁移者预期收入减去所有因迁移所支出的成本,而得到的迁移净预期收益。如果这一收益为正数,会促进迁移行为的发生。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流动,而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流向却正相反。其结果是,迁移抑制了接纳国的工资上涨压力。而对迁出国来说,国际迁移将导致工资上涨压力增加,只有当迁出国和迁入国的工资水平达到某种均衡时迁移才会停滞。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国家间的工资差距正好等于迁移的成本(包括心理成本),此时净迁移则会停滞。4
因此,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源于国际间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和国家间的工资差距,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并通过流动,消除这种差距并实现劳动力价格的总体平衡。故劳动力的国际迁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此派理论依据人们所熟悉的一些概念,如“合理选择”、“预期净收益”、“工资差”等, 其理论模型简明、精当, 易为人们所接受。5
新古典派的理论模型简明、精当,合情入理。它能将微观的个人取舍同宏观的结构因素这两种视野结合起来。在宏观层面上,它考察的是相对价格差异形成的生产要素的地域分布。当劳动力和资本在地域上分布不均时,便会发生移民现象。倘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要短缺时,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水平——就会相应高些。反之则劳动力的价格便相对低些。其结果,人口就会从劳动力充足且工资较低的国度或地区,流向劳动力短缺而工资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如此的人口流动会促成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往长远说还会拉平国与国之间的工资,进而消除原先的经济差距。所以我们可以概括新古典派的移民思想如下:移民的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该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流动的停止。(6)
至于个人何以会因国家间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背井离乡,则新古典派也有微观上的说法。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其目的在于迁徙到一个新地方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高得足以抵消有形无形的迁徙成本。移民乃是一种个人的自发自愿的行为,经过了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比率的估算,权衡过种种选择,自然要前往回报最高的去处。更高的回报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的行为。(7)
新古典经济理论从经济上解释了国际迁移行为,战后大批华人入澳,正是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的表现,由于澳大利亚劳动力短缺而工资较高,引发了华人的迁移行为,澳大利亚华人人数不断增加。
新古典经济理论1975年前在学术界占居支配地位,但另一方面,国家收入的差距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迁移这一现象,不能解释国际迁移总量和个体迁移诸方面的变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国际移民出现诸多新的模式和新的特点, 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理论此时已无法加以解释, 并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就是来自其内部的批评和修补。8
2.新经济学移民理论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Theory),主要代表人物
是奥德·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I. Edward Taylor)等。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国际迁移源于国际间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状态是由于预期工资的差异所致的。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则恰恰相反,由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失效威胁到家庭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诸多障碍,阻碍人们在经济上获取更大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人们通过国际迁移来改变。新经济学移民理论模型指出,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证券和保险市场往往是不完善的,或者难以进入。家庭为了规避在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取资本等稀缺的资源,会将家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通常有意识的通过国际迁移来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的分布。
在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学派看来,国际迁移所获得高工资对移民的吸引不仅仅在于能使移民本身期望收入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种控制生产风险和增加资本来源的重要途径。在这里,移民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移民的目的也不全在于高工资,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寻求多种生财之道;
也就是说,决定移民的不单有劳动力市场,还有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等。通过家庭成员的国际迁移,可以使发生迁移的家庭的绝对收入增加,同样也提高了其家庭在当地社区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工资差异可能是国际迁移的一种动机,但不是国际迁移背后唯一的原因,在预期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国际迁移可以降低家庭面对的风险,增加家庭生产中的资本,并能够提高移民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对国际移民做出了分析,但是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只从移民输出国一方说明移民的原因,输入国的情况如何并未加以说明,因此出现了输出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9
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可以以家庭、家族的角度来探讨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动因,更好解释了华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迁移行为,对于研究战后澳大利亚华人问题亦有益处。
3.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也称“双重劳动市场论”, 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迈克尔·皮奥里 (Michael Piore)。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国际迁移的起源视为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需求拉动。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构造了一个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即具有稳定雇佣年限、高工资、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一部门;及不稳定、低工资、有限福利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二部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内在发展趋势导致愿意从事第二部门工作工人的短缺,因为这一部门工作的收入很少与工作经历、技能和受教育程度挂钩。当地工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因此,雇主便通过雇佣移民来填补被本国人所拒绝从事的那些第二部门的工作岗位。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所设置的对非法移民的种种限制措施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也就是说,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效能、高收入部门,下层市场则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效低收入部门。由于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低收入劳动市场,因而不得不靠外来移民填补空缺。外来移民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需求。10
事实上,在那些拥有大量移民的城市,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并不是二层,而是三层。在分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移民常常被排除在第一部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绝大多数移民零星地分布于第二部门劳动力市场中;在第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学历,技术和经历对他们的收入并不起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作为“劳动力市场飞地”的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中,移民企业却对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技术和经历提供了相应的回报,并为这些企业中的移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机会。然而,大多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将移民经济从主流经济中的第一和第二部门劳动力市场中分离出来加以比较。11因此出现了“世界体系理论”。
4.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国际迁移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随着资本主义从欧洲、北美、日本向世界其它地区延伸,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使原先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被迫转型以适应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一市场经济的渗透过程中,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它地方,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迁移的发生变得越来越频繁。
世界体系理论还指出,这种市场经济扩散至边缘地区的过程是由一些数量相对较少的国际性城市进行控制和协调的。随着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更多地转移到低工资收入的国家,而资本密集型生产却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集中,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已日益分散化。这种地区间的劳动力分工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1973年以后,这一过程明显加快了。导致这一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分工过程加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因边际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停滞而引发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恶化。生产的全球化趋势,减轻了这些国家在工资、通货膨胀、劳动环境、就业等方面来自国内的种种压力。如何管理运作一个全球经济,对一些行业,如电子、通讯、银行、金融、保险和法律等行业的人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因此有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人才迁移到这些国际化大都市以填补那里的技术人才短缺。
另一方面,高收入以及财富不断在这些城市的集聚,导致了如宾馆、餐饮、建筑、个人服务等行业工人需求的增加。但由于这些工作常常是又苦又累,而且收入很低,当地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这些职业,而且这些工作和服务又难以转移到海外,所以,这些行业不得不大量雇佣移民,让他们来填补这些空缺。而一旦移民社区建立,社区本身又会产生出一些工作岗位,从而又需要由新移民来补充。移民因为国际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要求而被吸引至那些国际性大都市,这些城市与海外生产基地日益发达的交通和通讯联系也为这种国际性迁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蓄水池;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也使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与海外的劳动力市场联在了一起,并将随时通过迁移来满足这些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
战后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导致了大量移民的产生,但另外一些政治经济事件也是影响国际迁移流的重要因素。外交政策和军事干预的失误常常会导致新的移民潮的出现,而其中有一些难民会迁移到原来的宗主国寻求避难,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也会产生相当规模的国际迁移。国际迁移与发达国家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对海外国家的干预也有密切的联系。1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促成商品、资本、信息以及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使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掠夺对象。13世界体系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全球范围研究移民问题的宏观框架,研究有限,对国际迁移原因的解释亦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它未能解释为何在同一框架下各国移民状况差别巨大。而“网络说”和“累积效应说”则力图填补这一空白。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与澳大利亚均被纳入世界体系,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华人移民中大量高技术人才亦被吸引到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素质不断提高,成为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的显著特点。
5.移民网络理论 (Migration Network),移民网络是迁移者、以前的移民和在原籍地的家庭和朋友,与迁入地移民基于亲属关系、友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特殊联系。这一系列联系被视为可以降低迁移成本,增加迁移收益和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增加迁移的可能性。移民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人们依据这种社会资本来达到获得在国外就业和获得高收入的有效途径。在一些城市,由于一些特定的民族和群体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另外一些人迁移到那里去的可能性。家庭中有海外关系或与曾经去过海外的人有着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会极大地增加他们国际迁移的可能性。如果迁移者在海外融入了某种移民网络之中,那么他们会比那些未进入移民网络者更快地回国探亲。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来去自由具有比后者更强的信心,那些业己融入移民网络的人其短期出差和旅行会变得十分的频繁。此外,移民网络对外籍劳工收益的增长也具有重要的潜在作用力。如果与移民网络具有密切的联系,不仅会增加移民本身的小时工资,而且可以获得更长的工作时间,从而使其收入大大提高。14
也就是说,移民网络是移民的重要中介,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融入某地的乡俗民风,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对在大都市的移民群体来说,某一国家移民存量是对未来来自这一国家迁移者规模预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旦移民存量被包括在回归方程式之中,其它一些变量的作用则明显降低。而且,不仅迁移者的朋友与家庭对新移民的迁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一直维持着,这表明了移民网络具有动态的自我延续的特征。
学者们还注意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实行的家庭团聚的移民政策,促进了网络的延伸,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移民的乘数效应问题,家庭链中的实际移民人数并没有理论上的那么多,但家庭链移民的潜在影响无疑还是十分巨大的。通过这种乘数效应所体现出的未来迁移的潜在可能性,直接表现为为获得签证而不得不进行长长的排期等候。移民网络在个人及家庭迁移决定、迁移指导和推动迁移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移民网络形成所具有的“乘法效应”,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5
移民网络理论可以解释澳大利亚华人血缘、地缘、业缘的纽带关系,基于此,吸引更大一批华人移民澳大利亚,对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研究亦有所帮助。
6. 跨国社会空间
除了传统上对移民问题的集中分析移民来源地的“推动因素”和移居地的“拉动因素”以外,对移民问题进行科学思考自9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方向,即研究所谓的跨国交往。基于这些扩展,使用跨国社会空间的思维概念可以分析新移民的各个方面。16

移居地拉动因素 来源地推动因素
外来移民造成的 跨国社会空间 移民的社会文化问题
“社会问题” 1、合法的政治环境 社会经济效果和经济
文化适应、一体化 2、物质的基础设施 损益(智力流失、汇款等)
和同化过程 3、社会结构与制度 对地区发展可能
产生社会边缘化现象 4、同一性与生活规划 产生的推动力
形成少数民族
以跨国社会空间为重点的移民研究

就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移民来说,可以从跨国社会空间进行分析: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合法的政治环境对于跨国移民单方面或双方给与了积极推动;同时具备直接与间接的快速传媒等物质的基础设施,拥有超越国境的社会网络以及某些职业性组织;华人移民在中澳“两个世界”运动,融合成一个新的、独立的并且是充满矛盾的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风俗及一些跨国的社会联合和利益组织,使得社会制度具备了标准结构和调节结构;澳大利亚华人在“文化适应”和“同化”道路上的存在着某种过渡现象,跨国的生活的职业规划,他们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关联构架跨越了民族国家和民族社会的界限。
7.其他理论
(1)累计因果关系理论 (Cumulative Causation),累积因果关系原理是瑞典著名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经济理论。国际迁移累积的因果关系是指国际迁移有一种内在的不断重复的趋势,而这与最初导致国际迁移产生的原因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对个人而言,每一次迁移行为是一种不断调整个人迁移动机和迁移预期,从而促使另一次迁移行为产生的过程。因此,迁移过程本身会得以不断地自我维系。尽管对许多国际迁移者来说,他们最初的迁移动机只是出于一种非常短视的为了提高个人收入目的的行为,但正是这第一次迁移导致了以后的不断迁移和对相关经历的积累。累积的因果关系使移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即导致了在迁入地某一移民社区的形成。这种移民社区是吸引未来移民的强大磁场,并且为某一“移民种族飞地”的产生播下了种子。
另外一个累积的因果关系机制是通过社区的收入分配状况来体现的,通过海外家庭移民成员的汇款,迁移者也影响着家庭在社区中的收入分配状况。由于收入分配的改变,影响了家庭在社区中相对社会地位排位的变化。这反过来又影响到另一些家庭成员的迁移选择。因为移民汇款使移民家庭收入和地位超过了那些原来相对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家庭,那么这些社会相对地位下降的家庭又会送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移民的汇款常常被家庭用于购买土地,导致了潜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产生。这种土地的集中某种程度上会使原社区中没有土地的家庭越来越多,使他们丧失某种生活来源及依靠,迫使这些家庭成员迁移的压力上升。而迁移者家庭对土地的使用要比非移民家庭对土地的使用密度要低,因为他们购买土地主要是为了投资,或者作为对财富拥有的象征;他们常常宁愿让土地抛荒或从事一些畜牧业生产,而不对土地进行密集型耕作;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实际上是退出了农业生产,这导致对当地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反过来又增加了当地迁移的压力。尽管有些拥有土地的移民家庭确实还继续从事农业耕作,但此时他们已趋向于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耕作方式,因此进一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有一个对累积的因果关系模型具有影响作用的因素是文化。
根据后现代化理论:人员、物质和思想的流动和交流会产生一种新的跨国文化,这种跨国文化融合了迁出国与定居国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态度,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具有高度自治社会空间的文化环境,对推动国际迁移的作用十分明显。移民表现出的生活方式会吸引另一些人去模仿,迁移者在物质上的成功为那些潜在的迁移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示范效应。尽管大多数移民的示范作用主要表现在物质方面,但同样也体现在精神作用方面:移民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智慧对潜在迁移者具有强大的精神昭示力。而且随着迁移在社会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迁移已成为许多年轻人证明其能力,实现其理想和成家立业能力的一种方式和证明。17
累计因果关系理论主要被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就是说,有过一次移民行为的人很可能会再次移民,并有可能带动其亲友移民。在这种文化中,在物质上获得成功的移民被视为样板,其行为方式成为年轻人学习的目标。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年轻人往往自然而然地走上移民道路,国际迁移行为因而得以延续。18
(2)移民系统理论 (Migration Systems Theory),此论认为,国际人口流动不仅是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也是特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它的流动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国际移民体系”,必须研究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两端间此前复杂的各种关系,才能深入揭示移民的具体原因与特点。例如牙买加移民多到英国,马提尼克岛移民到法国,苏里南移民则到荷兰,阿尔及利亚移民到法国,等等,都与此前殖民统治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紧密关联。19
(3)人口移动转变假说(Hypothesis of Mobility Transition),泽林斯基提出的“人口移动转变假说”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总体关系作了说明。他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规律的。他把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前工业化社会、早期转变社会、转变后期社会、发达社会、高度发达社会。目前发达国家已处在发达社会和高度发达社会或者称后工业社会,在这一阶段,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替代了一部分人口流动,整个人口流动的规模因此减少。20
除了以上这些理论外,还有力图将人口变化的规律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观察国际移民的“后现代观”(Postmodernist View)等。21
以上对一些理论和学派的国际迁移研究的分析显示,国际迁移发生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层面性使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将国际迁移的发生发展完全概括其中。就各种国际迁移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还很不完善,许多重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在研究国际移民问题时,追踪这一理论演进的轨迹,突破“推拉理论”的限制,了解近三十年来理论界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国际人口迁移的渊源及概况和影响,否则,恐怕难以取得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二)国际人口迁移概况
在分析国际人口迁移的现状概况、发展趋势和研究对策及各国的移民政策、移民概况之前,要简单回顾一下世界人口迁移的历史。丘立本先生在其文章中将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22
1.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 (1500-1800)
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美洲大陆大片土地,建立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殖民大帝国。随后葡萄牙占领巴西全境,建立了面积庞大的西半球殖民地。荷兰、法国也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了新尼德兰、新法兰西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17世纪开始大批侵入北美洲,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
为巩固和扩大其殖民地,掠夺殖民地资源,为欧洲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原料,欧洲殖民者需要大量劳动力来为其从事生产。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付不起路费、被迫卖身给殖民地商人或农场主的欧洲契约奴和罪犯。18世纪中叶以前,白人契约奴约占北美殖民地移民的半数;到18世纪下半叶,白人奴隶才逐渐为非洲黑奴所取代。23因此,这时期国际人口迁移人数最多的是非洲黑奴。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原住居民印地安人大规模屠杀,导致印地安人人口锐减。为了进一步开发殖民地以适应资本主义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殖民者便到非洲掠夺黑奴。据估计,到1850年为止,运往美洲黑奴总数多达1500万,为欧洲白人移民的4-5倍。24大量黑奴不得不离开非洲、被贩卖到美洲,从事辛苦的奴隶工作。
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移民也有所增加。对中国的海外移民来说,这是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中国海外移民主要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朝贡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市场密切相联系的。但到后一阶段显然已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72年西班牙将马尼拉作为西属菲律宾首府,1619年荷兰在建立荷属东印度统治中心,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并在此设立自由港。欧洲殖民者以这些战略要地为据点招募和掠夺中国沿海的劳动力,大大加速了中国人口的外流。
2.欧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 (1800-1914)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获得极大发展,工业化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其殖民地;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的过渡,在19世纪末紧接着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移民也有大规模的发展,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盛况。
最先向美洲新大陆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是最早实行工业革命、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1800-1860年间移居美国的移民中66%来自英国。19世纪40年代末,200多万爱尔兰人由于饥荒逃往美洲,紧随其后的是德国的移民潮。从1870年起,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其他地区的移民也加入移民的队伍。1880年,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掀起了更大的移民潮:先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移民,紧接着是波兰、俄罗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这些移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新高潮的主要组成成分。20世纪初,欧洲向外移民年均1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150万人。
据美国社会学家Massey的统计,1846-1924年间,总共有4800万移民离开欧洲,约为欧洲1900年总人口的12%。其中英国向外移民占1900年英国人口的41%,其它欧洲国家依次是挪威36%,葡萄牙30%,意大利29%,西班牙23%,瑞典22%,丹麦14%,瑞士13%,芬兰13%,奥匈帝国10%,德国8%,比利时3%,俄罗斯和波兰各2%,法国1%。在上述15个国家中,移民人数超过其1900年人口10%的有10个,超过20%的有6个,最早工业化而且当时处于最先进地位的英国向外移民的人数最多。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大规模向外移民是欧洲工业化时期的普遍现象,它源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的不发展。25
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目的地是非常集中的,85%前往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其中只美国一个国家就吸收了总数的60%。26
这一时期亚洲也出现大量国际人口迁移的现象。19世纪中叶黑人奴隶制度废除后,资本主义仍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中国和印度的“契约劳工制”在这一时期出现,契约劳工取而代替了黑人奴隶并被输送到欧洲人的殖民地。根据Potts的研究,各殖民强国在40个国家内推行过契约劳工制。从1834年起到1941年这一制度最终在荷属殖民地废除为止,涉及人数多达1200-3700万人。中国移民在20世纪前多为契约劳工,20世纪后才为自由劳工所取代。27
3.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移民 (1914-1960)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不可调和,爆发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1929-1933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了1937-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口国际迁移亦受到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欧洲向外移民的高潮。战后移民虽一度有所回升,但其规模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1910-1914年,前往美国的东南欧移民占移民总数的五分之四,1921及1924年美国制定了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将东南欧配额降至五分之一,移民人数因之大降。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也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致使入境人数降到了1891年的水平。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惨重的法国 (法国在一战中死伤290万人) 才在1920-1930年间从国外吸收移民:1931年流入法国的外国移民总数已达270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6.6%。不过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国际移民的人数大大减少,连法国也对外国移民加以排挤。美国此时在其国内加速了人口的流动,从南部招募黑人到北部工业区,以满足北部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要求。
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国际间的移民几乎无法正常进行了。这里主要指的是正常的经济移民停止了,而政治性移民则空前增加。一战时德国就曾限制波兰工人离开德国,并以武力征集比利时和俄国占领区的大量劳工。法国、英国也从欧洲和他们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征集了近50万劳工以作为其军事后援,其中中国劳工就有10万人。此外,交战双方都强迫战俘从事劳动。二战中法西斯德国从其占领的国家强行征集了750万外国劳工,其中180万为战俘。1944年德国法西斯垮台前夕,德国工业的四分之一是由外国劳工从事生产的。
二战结束初期,政治性人口迁移主要有: (1)270万(欧洲150万、亚洲120万)因战争期间被德、意、日强行迁移的苦役劳工返回祖国;(2)680万日本士兵和平民从日占区被遣返回国;1200万德国士兵和平民被遣回德国;(3)1945-1948年估计约15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因重新划定国界而迁至苏联,同时又有50万人从苏联迁到波兰;(4)1951年印度与巴基期坦分治后,印巴双方各有720万人口交换,造成1440万人的国际移民。1951-1956年又有150万印度人从巴基斯坦迁回印度,同时又有115万巴基斯坦人从印度迁回巴基期坦;(5)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西方殖民者被迫回国,其人数约有100万人;(6)1947-1951年,国际组织安置无家可归者100万人。28
总之,这一时期国际人口迁移的特点就是经济性移民的大大减少,而由政治原因造成的人口流动却空前增加。
4.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 (1960-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说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国际移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移民再也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移民地、定居地,而是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规模。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的种类和数量增多了,全球移民的供应地也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代的国际人口迁移是将人们从人口稠密而工业化进程迅速的国家带到人口稀少而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如今后工业时代的移民却是将人们从人口稠密而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引到人口稠密的后工业化社会。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的向外移民在世界移民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向外移民中的份额却显著增加。同时移民目的国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多了,除了美洲和大洋洲等传统的移民接受国外,整个欧洲现在都在吸收大量外来移民,尤其是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瑞典和荷兰等国。它们在战后初期是从南欧招聘劳工的,后来转而从中东和北非大量招募“客籍劳工”。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那些长期输出劳工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也已不再大量输出人口,而是开始吸收大量外来移民。1973年随着石油价格的迅速增长,波斯湾许多产油国由于劳工的短缺,也开始吸收外来劳工,从而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除日本之外,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开始大量吸收外来劳工移民。
这一时期,传统移民接纳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移民模式也经历了深刻变化,不仅入境移民急剧增加,而且主要来自劳动力丰富但资金短缺的国家,接受国大都采取限制政策,非法移民因而日益增多。
总之,与工业化时期国际移民的状况相比,后工业时期的国际移民大部分来自资本缺少、劳动力多、就业率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失衡现象远比欧洲工业化时期的移民输出国严重得多,因此向外移民的压力也大得多。
而当代移民接纳国大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而土地短缺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资本的集中和科技的进步,把许多本地劳动力排除在制造业之外,这些国家由于出生率低和老龄化现象严重,仍需大量外来移民的补充。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在财富、收入、实力、发展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远比工业化时期要大,因为当代移民输出国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工业化时期的移民输出地——欧洲国家却比移民输入地要先进。29
以上是对国际人口迁移的简单历史回顾,对历史上的国际移民的梳理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移民问题,深化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可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人口迁移问题进一步深刻研究,特别有助于具体分析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移民问题。
 
 
 
 
 
 
 
注释:
(1)段成荣,《人口迁移研究原理与方法》,重庆出版社,1998
转自: 贾玉洁,《移民理论与中国国际移民问题探析》,《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
(2)(3) 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P11
(4)(11)(12)(13)(17)赵敏,《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评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4
(5) (22)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3
(6)(7) 华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8卷,第3期(2001年8月)
(8) Arthur W.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 139-191; Larry A.Sjaastad,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 705. pp.80-93.
(9) Oded Stark,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4, 14: pp. 251-259.
(10) Michael Piore,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3) Saskia Sassen,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1998
(16)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
(18)(20) 贾玉洁,《移民理论与中国国际移民问题探析》,《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
(19) M. M. Kritz, L. L. Lim, and H. (eds) Zlotni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Oxford, 1992.
(21) Ronald Skeld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gman. 1997,
p. 17-40.
(23)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 第18页;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24) R. T. Appleyar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 for the Nineties. Geneva, IOM, 1991
(25) Douglas S. Massey,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2003.
(26)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1-2.
(27) Potts L. The World Labour Market: A History of Migration. London, 1990, pp.63-108.
(28) 邬沦萍主编: 《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年, 第345-346页
(29)Douglas S. Masseyetal, Worldsin Motion. 1998, 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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